刘庆元刘庆元,毕业于广州美院版画系。热爱木刻、文学、实验音乐和独立电影,自诩是一个从地下音乐、地下电影里成长起来的“地下青年”,一直用木刻创作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

无形的战线

2014-01-12深圳
每个人都不能代表集体,只能代表你个人。所以就必须做一些特别拧巴的实践,告诉这个大街上的广告,我并不像你这样一切尽在掌握。
  • 791
  • 0

已有0条评论

加载中...
分享到微信 如果您需要分享到微信,请用微信扫一扫,扫描下方二维码,再进行分享
查看完整演讲稿
TOP
© 2014 一席. 京ICP备13001689号-1
Τ¸Τ 您还没有登录哦 登录后才能使用喜爱、评论和收藏的功能 请在导航栏处登录或注册 感谢! 关闭
oops,这里有点问题 关闭

无形的战线

刘庆元 2014-01-12

我是刘庆元,我是一个大学老师,也是一个艺术家,在演讲之前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工作,或者是说为什么讲座的题目叫做《无形的战线》。

“战线”是第一个问题。战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时间轴,因为我的工作不是希望艺术去改变生活,艺术永远改变不了生活,但是艺术可以不断地去接近你所要知道的生活。它是一个漫长的时间维度,我需要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一天一天地反复做同样一件事情,这就是“战线”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无形”,无形比较好理解,它就是非物质化的一种接近,所以“无形的战线”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励志。大家看到我的作品是没有颜色的,因为我是用木刻来进行创作。木刻简单来说就是传统的印刷术,当然现在发展得非常快了,有不同的这种画种。

但是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创新型的画家,我觉得这个时代貌似什么都有,但是唯一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质朴,所以我要向质朴致敬。我选择一个我认为最不时髦的方式,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些拖拉机、昆虫其实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预示。

我觉得我会像虫子一样有点生命力,或者像拖拉机一样虽然慢但必须要走要前进,就像大家都在买一张时代的高铁票,但上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需要的速度不一定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速度。

在我的创作实践当中,一开始我会给自己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没想明白,就像这幅画一样你的优势在哪里。我是最后一个参加少先队的,于我而言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一个没有红领巾的人面对两个有红领巾的人,这种阶级的划分在我们那个年代非常明显。

当老师说“下面宣布加入少先队的成员“的时候,我马上坐得很直,我希望那一刹那老师的目光能够看到我,能够让我加入到红领巾的队伍里面,结果希望再一次落空,我永远是最后那一拨。

有一句话叫做“人若一回忆就会变老的”,我从小就开始回忆,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的教育经常告诉我们一些知识和未来有关系,但是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的现在是不是就是过去所指涉的未来。

在我小时候的书里面所提到的“现在”是我们坐在火箭上聊天,机器人喂我们吃饭,但是到了21世纪我们发现,什么都没发生,又好像什么都发生了,所以我一直也在疑惑。我觉得最痛苦的问题不是你成立了一个什么流派或者是成立了一个什么主义,而是这个基本的问题永远没有解决。

特别是“正”对立“反”,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美的、什么不是美的。上课的时候我还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在中国传统美学里面丑或者是以悲为美其实也是美的一个更高阶段。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美来自于大街,来自于广告,来自于打开电视所有强制性地向我们宣泄一种所谓的美,这种美是侵略性的。我喜欢看不同的东西,比如新闻联播最后的那个广告肯定是白酒广告,白酒广告肯定有一个精武门,穿个中山装拿着白酒,白酒里面是一个太极,然后他会气宇轩昂地跟你说一切尽在掌握。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这是一种暴力。但是当我想不明白我就得做些事,这个事是什么呢?那肯定与自己内心有关,把内心叫“理想”有点过了,我管它叫心火,我觉得每个人在心里面都有一股火,它不一定是篝火,它可能是火苗。

当你燃起你自己的小小火焰时,它会让你对人生、会对你和世界相处的方式更健康一点。就像这个作品,它是一个木匠的工具,叫做“雷公钻”,雷公钻可以在木头上面钻一个孔,当它钻一本书的时候它会慢慢钻下去,因为它速度比较高就会发热,发热的话这本书就会烧起来。

有时候我的状态就像一本书,我们总是用书来代替自己,用书来代替一种知识。但是我们真正接触到社会的时候,我们观察周围的世界会发现,其实不是。有时候火会把它烧掉的,这或许是一个好的方式,或许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讲到书就会讲到知识,以我来做一个不好的例子。我们都会说小知识分子是有很多毛病,当我们发现这种毛病的时候讲话会很谨慎、会比较注意,但是我们在教育当中碰到的问题,在现实当中总是被迎头一击。

那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就重新再思考知识本身,我是一个问题主义者,我经常给自己一些问题、一些命题。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画家,我更希望我自己是个作家,空间越小灵魂越大。

同样是知识的一个表述,其中一个是知识分子,另外一个是猩猩的测试,他们在测试智力,用智力来进行写作。

所以我老是在犹豫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知识,什么时候我们又要去知识化呢?当我们在去知识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容易把知识挤压成一个经典,就像我们现在去商场买书,总想买一本很薄或者是集大成的书。

这本书里面包罗万有,你会依赖它。这个依赖就是一种危险,就像一个机器把一本书、把那个知识慢慢地压成一本书叫做“做人大全”或者是“成功学”,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得用我的语言去提醒自己去思考这些并不明显的问题,这些不明显的问题就是无形的问题。

我在南方工作和生活,作为一个南方人我们吸取知识是来自于哪些渠道呢?这又让我开始回忆,我想起有一个朋友说过一句话,广东当代艺术的启蒙肯定是和走私有关系的。因为有了走私我们才有最早期的黄色录像、打口碟和画册。

这一切貌似和知识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它开启了当时年轻人现代思潮的萌芽。这和北京上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为了纪念这段时间,我模拟了一个有点像在海边运货的方式。我把它放到我的自己的一个时间轴里提醒自己这种省港两地的交往,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当然我们获取知识除了来自于海外,还来自于传说。就像我曾经做过一个作品,有点像当时一本叫做《少女之心》的手抄本。

现在我一站到台上,我就发现我变成了一个老人。之前有一个我同事的朋友问刘庆元是谁,是不是那个去世的一个版画家。当时我就站在旁边,我说对,你说的很对。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它一下子让年龄阶段没有了,符号感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知识的获取除了手抄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打听。大家共同去看一本书是一件我觉得特别美的事,但在今天我们发现它被挤压到一个很窄很窄的角度,就像王翀导演谈到的,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去看一本书呢?

今天已经是一个所谓的读图时代,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在网上查到他的信息,两分钟之内就能找到这个人。那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去打听一个人。我们去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去写一封信,哪怕信寄到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是特别好的方式。

当然书读得多了人就会产生幻觉,你会觉得有一种肉身腾空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你在一段时期充满自信。这时候你觉得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了,我走上大街和任何一个人说你好,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讨论一些更深入的问题。

你开始沾沾自喜,你觉得你开始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和别人不一样又会让你产生一个新的困惑,那就是传播。为什么我说传播呢,因为我们在讨论现实的时候我们发现传播中的现实比真实更可怕、更生动。

有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去关心真实了,我们不需要去获得和世界很直接的体验,我们通过传播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知识在传播当中起的作用会改变我们对事物的很多看法。

例如我会碰到这样的一种状态,传播会用一种很性感的方式、用一种很审慎的魅力去诱惑你,告诉你这样你会成功、会做得更好,这样你就会像他、像他、像他,像他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可以走得更顺一点。

此时我就要提醒自己了,我觉得这样很好,但我不这样做。还有教条主义它会告诉你你必须得这样做,这样做对你的成长、对你以后的经验积淀会更好一点。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场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酒肉朋友,酒肉朋友讲的东西跟知识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教你怎么做人,教你怎样更直接地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些传播无论它是诱惑的、强制性的还是酒席上的都跟知识有关系。

它们都有一个目的,想让你变得更加强大一点。但是这个强大的代价是你要变成像鹦鹉一样说话,你愿意这样吗?不愿意,我还是愿意像这样生活。

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哥萨克,老哥萨克就是骑兵的意思,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俄罗斯作家。他很年轻就被枪毙了,他写了本书叫《骑兵军》。《骑兵军》讲的是哥萨克骑兵的故事,放荡不羁但是又非常勇猛、非常愚蠢,做了很多很可笑的事情。

我想向这样的人学习,但是怎么去学习呢?你怎么样带着你的方式在这个时代寻找、与这个时代同步、和这个时代谈判?这条道路很漫长,你可能一开始就要学会拒绝。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一个要拒绝的事情就是喝酒,我是能喝酒的,但是我要学会把一个东西去掉,所以我就不喝酒了。我现在连菠萝啤都不喝,醪糟可以。

这是我的一种方式。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能代表一个集体,每一个人都只能代表你个人,所以我们必须得做一些特别拧巴的实践,这个拧巴的实践就是为了告诉大街上的广告,我并不像你这样一切尽在掌握,很多东西是无法掌握的。

我的寻找有时候让我变得有点紧张,就像这个中国少年,你不知道他是偷了别人的东西还是被别人发现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焦虑的状态,但是这种焦虑并不见得不好。

我曾经和我的一个好朋友聊过这件事情,比如我们今天的交流其实我们都是在交换,你看看我的iPad上面全部都是创意,你再看看我的iPhone上面全是视频,我们的同学一说要做什么作业先去百度上面百度一遍。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大家思维会变成同一性,每个人寻找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妨试一试,不需要网络或者不需要什么其他的方式,我们通过写信、打听或者是通过观察去产生对一件事物的判断,哪怕是错的,但它都会给你带来一个力量感。

在这个寻找的路上,我个人是希望有一种状态,就像人和虫子是一样——大都可以爬树,比较任性、自如。但这种状态容不容易做到呢?我觉得很容易做到,只要允许自己偷懒,或者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或者专注一件事情。

专注地吃饭、专注地走路或者是专注地去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让它就像修炼一样,成为一种个人的练习。在这练习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以为你发现了一些东西但其实没有。

有人会阻止你,有些无形的力量会阻止你或者告诉你你的经验不够,或者这个世界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这个让我更加困惑。于是我就走向了城市的更深处,就像这幅作品一样,文字和图形是一样的、

我开车上路或者是沿着国道一直走,我想找到我自己想接近的东西。这个时候我通过我的作品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我的很多朋友都不是艺术圈——这点特别好——他们有搞种植的、做音乐的还有其他不同类型的。

我从他们身上去吸收不同的这种力量,这种力量远远超越了书本和学院所给予你的东西,这就是现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现实,那我的现实在哪里呢?我的现实在这里,我在慢慢训练自己从看电视变成听电视,听着听着就对它产生一种陌生感,觉得它是一件雕塑。

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会把电视打开,主要是以中央新闻台为主,我会反复看一个新闻,看完新闻之后我再看三到五份报纸。都是在讲同样的一个事情,有些事情稍微描述得多一点,有的事情稍微描述得少一点,这是非常枯燥的事情。

但是我必须得这样,因为我要了解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它们有的东西是有一样的,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过程是在回应我自己的问题。

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都是景观,就像我面对的台下这么多位奇花异草也是景观。这个景观是因为生活所促成的,因为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论坛,所以大家都来了,日常生活形成了日常景观。

而不是说我规定这里必须坐500个人,这500个人就必须要来,景观和生活的关系就像我看电视的关系。生活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景观,景观告诉你你必须得这样做。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就像现在网上经常有很多很搞笑、所谓民间智慧的东西,在今天我们觉得它特别牛逼是因为在20年前我们不敢承认它很牛,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走到大街上我发现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画的每一根线条、做的每一个行为别人都做过了,那还有什么东西大家没做过呢,就是街上发生的事情。街道是大家的,不是一个人的,所以我很喜欢在一个城市里面暴走。

我通过暴走去闻一个城市的味道,这种方式会让我找到和周围环境相处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解读。我觉得“城”和“村”有时候很像一个幻境,整个时代在制造一个巨大的幻觉漩涡。

我们每个人都是漩涡的生产者,大家都在制造迷幻剂,但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很镇定,这就是城市。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工厂,它的颜色,它的皮肤,它轰隆轰隆的声音……这种生长、速度、整齐划一的矩阵都让我特别迷恋。

有时候我像一个旁观者,站在一个距离之外去看待它,这也是“开会”。坐在最尽头那个人永远是领导,大家都要拿个笔记本把一些东西记下来,我觉得这已经没有任何对错,这就是一种视觉美学。

所以我会用我的方式把白天的一些记忆刻记下来,这是最适合我的方式。因为我一画成油画,我就要思考到底用什么颜色搭配,搭配就是一个问题,对于我而言我要给自己形成一个障碍,所以我就采用最简单、也是最难搞的方式。

就像“911”,用飞机撞大楼是最简单的方式也是最复杂的方式,我不是说这个事情是对的,当然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这件事情居然是被拉登想出来的,让我觉得还是很震动。

我们走到城市的大街上,我们会发现很多这种情调的东西,这个“情调的东西”就像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喜欢拍照,看到什么就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发给朋友一起分享。我决定不用照相机,靠眼睛看。

眼睛看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过滤,这也是我给学生的一个训练过程。不需要相机不需要电脑,你必须走到大街上把你的感受说出来,如果你腼腆没有关系,我们单独聊,一定要让他说出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种方式。

有一天我走到大街上,看到城市的尽头有一个摩天轮,刚好有一个送水的工人挡在我前面,看着那里发呆。我们两个一起发呆什么话也没说,这种感觉挺好。

这个作品都是一个城市的系列,它也没有什么主题。只是我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城市需要一点这样的东西而已。

这个作品的远处是一个城市,这城市的隔离带是绿化然后有一个监控仪——监控仪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我觉得监控仪跟植物一样美——然后有一个西装打扮的人,他的底裤没有了,他在找他的底裤。

对,这个东西丢了。我觉得“丢了”这种状态特别好,所以走了这么一圈发现这么多问题,就回到这个我自己身上。谁到底是谁的放养者,我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就得做,把自己的问题保留下来,可能以后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师长会帮你解这个惑。

所以我的作品做出来之后就会应用到我认为适合的地方。我认为适合的地方它肯定是一小群人而不是一大部分人,我的作品经常会拿去做诗歌朗诵会、音乐演出还有电影的一些海报,我觉得非常好,我愿意为他们服务。因为在早期,木刻作为一种抗争革命艺术就是要为这些人服务的。

我们说了做了这么多,这个时候“内心”到底在哪里?

就像我的一个做保险的朋友,他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上完班回到家把西装挂在墙上然后吃完盒饭,打开电视,坐在床上。这个时候风扇不断地在旋转,在墙上出现一个巨大的投影,多么的卡夫卡呀。但是如果说出来我觉得太傻了,所以我记住了。

说到内心,我是通过观察别人来理解自己内心,那自己内心到底在哪里?有时候就像一个人在丛林里阅读一封远方来的信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接近自己内心的一种感触,所以我会经常望向窗外,窗外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只是一片漆黑,就像一条道路没有尽头。

这时候我会变得有点抑郁,情绪也会比较低落,但是情绪低落的反作用力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每一个阶段、每个十年都会有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内心的一个新生过程,我不停地用我的作品来提醒自己,要重新开始——你的现在、过去和未来,它们是重新梳理的。

这就是自我提醒、自我翻新,你要激活你的大脑,让你更加隐忍一点、敏锐一点,然后慢慢接近自己内心的巴比伦塔,就像这个作品一样。这个作品是我拿了一块旧的木板,它上面裂纹已经很深,特别难刻,但我还是把它刻出来了。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很喜欢,他们会拿去做海报。

在路上其实就是接近的意思,我喜欢暴走、一个人开摩托车或者踩单车。在路上走着走着,你会发现你会有情绪,你会嚎叫,你会呐喊。这个呐喊有时候会形成一种状态——就是现场,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内心的现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人人都有一个内心、一个自己的现场,这比“人人都是艺术家”更有意思——这取决于有没有观察到这种现场。打个比方,刚才周云蓬老师在这里讲他的故事、唱他的歌,那是他的现场,但是在座的每一位观众,你也有你的现场,只是你没有用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你选择用你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就像这个作品,这是2000年崔健在法国演出时做的海报。从此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为地下文学、诗歌朗诵还有独立音乐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而且当时我和《书城》杂志有三年的合作,这是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

那段回忆是,我去到任何地方,我的编辑都会打电话给我,和我聊这个作者、这个诗人和他的文章,然后我去找一个小卖部用打印机慢慢地把他的文章打出来。因为我是带学员下乡,我就在乡村的招待所里看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作家的作品,比如哈金。但是我要为他做一幅木刻,我做了三年,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好。

然后在路上,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会像这个一样变得很狂妄,他虽然是个小孩但是他一切尽在把握,他瞬间让你灰飞烟灭,这可能就是这个时代你经常碰到的一个对手。但是我更希望是这么一种状态,大家可以一起像鸟一样跳舞。

这幅作品是我送给大家的《美好的一天》。两个无所事事的熊猫。你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国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无形的战线,当你不停地去寻觅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就像我说的一样。你一直走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作品不单只是黑色,它是有颜色的,这就是世界的原色。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