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刘仲敬,历史学者。曾在新疆做过十年法医,现为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从华夏到中国》等书。

缺少土豪的世界

2014-04-12武汉
我们最近这30年,可以说社会重建之所以没有成功,有一个重大特征就是没有出现我们刚才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或者是土豪,也没有产生出一个稳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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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土豪的世界

刘仲敬 2014-04-12

我的演讲的标题开始叫做没有土豪的世界或者是缺少土豪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它讲的是文革以后到现在这30年的社会重建的过程。

社会重建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培养一个可以自己持续,可以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共识。但社会共识这东西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无论古今中外,共识都是由一小撮专门制造意识形态的人培养出来的。

这一小撮人照葛兰西的说法叫做有机知识分子,我用中国史书上的说法把他们叫做土豪,因为中西历史本来就稍微有一点差异。为什么他特别说是有机知识分子,而不是说知识分子呢?

因为知识分子不都是一样的,有机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这种人有明确的归属感,他自己就是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他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是根据共同体的需要产生出来的,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

以他本人和他产生出来的价值观为凝结核,社会围绕它可以成长起来,这样的社会就像是一个有机体一样,由无数的细胞构成,基本上可以自己运行、分化、发育。如果受到不大严重的伤害,它也能够自己痊愈。

另外一种社会就不大一样了,它像流沙一样,缺少一个共同的价值底线和共识,基本上各个成员就像流沙一样彼此不相接触,没有共同协调的可能性。这种社会是不稳定的,如果受到严重的刺激,就会突然颠覆,发生严重的巨变。所谓的社会共识实际上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社会就应该像细胞构成的有机体,而不是像流沙构成的一盘散沙。很可惜中国社会往往是在很多时候是倾向于后者的。

我们最近这30年,可以说社会重建之所以没有成功,有一个重大特征就是没有出现我们刚才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或者是土豪,也没有产生出一个稳定的共识。

这点我想我自己应该是亲历者,大部分70后,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都是亲历者。像一席这种讲座的形式在我们这种年龄段的人看来,差不多就像是80年代出的一本畅销书,斯特兹?特克尔写的《美国梦寻》的那种形式,只不过由纸质书变成了多媒体化的形式。

特克尔写的什么内容呢?这本书是一部报告文学集,书中的主人公是美国社会方方面面各式各样的人,卡车司机、美国小姐、秘书、商务经理、律师、教授、妓女,这些让他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纯粹的口语的形式说出自己的经历,他们自己的美国梦是什么样的,他们怎样寻找美国梦。这些热辣辣的口语,他不加修改纯粹按照原生态的方式重新集结起来,就变成了一本书叫作《美国梦寻》。

当时80年代初是最崇拜美国和西方的时代,这本书也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如果你把这本书找来看一下就会发现它有个特点,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是非常复杂而且多变的,但基本价值观是非常稳定的。

这个价值观说实在的,是非常烂俗的,就是我们熟悉的那种霍雷肖・阿尔杰的故事。个人奋斗,个人成功,价值上的个人主义,通过奋斗来取得成功,美国是拥有无限机遇的国土,每个美国人,只要你是美国人都有奋斗和成功的机会。

这话说起来平淡无奇,好像是傻瓜都会说,但是各色各样的人物对这种价值观都是非常笃信,非常身体力行的。他们实实在在的觉得美国历史就是由我这样的普通人创造的,我的生活就是历史的创造。

中国就不是这样的,虽然现在也在宣传中国梦,不要说别人,就说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中国梦是一种悬在天上跟我没关系的东西。我是历史的局外人、旁观者、被动者。我想大多数老百姓都这么看的,历史嘛就是神仙打架的事情,大人物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这你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有很大的区别。美国梦是什么东西呢?它的故事情节,可以说剧本是很老套的,但人物不停地换。

我可以说是创造《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那位霍内斯先生,和后来的里根总统以及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差不多都是一个人,因为他们的故事情节都是一样的,可以说就是经典性的美国梦的翻版,美国梦的成功典型。我是一个穷孩子,但是我有志气,美国社会是机会均等的,凡是有志气的人不怕没有出息。我按照这种价值观行事,我就成功了,你们看我就是美国梦的典型。

这是它的基本构成点,但是中国,至少最近30年来的中国是恰好相反的。就像《尚书》上说的那样「人唯求旧 器唯求新」,美国梦是演员不断的变,但是故事情节和价值观没有变。而中国梦恰好相反,最近30年演员没有变,全是同一批人,但是价值观可是翻了好几层了。好像梁启超说的那样,「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

但是梁启超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是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所以他可以戏剧性地推翻自己原有的看法,他不是说全社会的人都应该这样。全社会的人都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机会主义。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我记得张中行有一本书写到文革结束以后,他很纳闷他认识一位女士在文革当中狂热的崇拜江青,看上去很真诚的样子,他以为文革结束以后她应该有点迷茫或失落的样子,但是没有,这个人同样的十分真诚义愤填膺地谴责江青。他就搞不清楚这个人到底哪一句话说的是真的,还有她的价值观真的可能这么跳来跳去吗?但实际上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有70后的中国人全都是这个样子。最近30年之间,价值观已经来回翻了好几次了。

我自己硬要说这样的,80后,80后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个时候崇拜什么呢?邓小平讲的「少年大学生」,「计算机从娃娃开始」,「我们爱科学」的伟大时代,人人都在讲我们爱科学。当时我是小学生,经历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上的那个小镇小学的校长是个女老师,她就理直气壮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这些小学生讲,小孩子一定要少吃糖,要多吃碳水化合物,这样才科学。

台下的人可没有像现在这样发笑,因为台下的人他也一样的不懂,听到碳水化合物这个词觉得一定是个很神秘、很科学、非常高大上的一个词汇,跟糖这种平常玩意儿应该绝对不会是同一种东西。知道碳水化合物是什么的人,在当时的话大概也就是真的是只有民国时代留下的老人和大学生才知道,其他人都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80年代的这种气氛,追求进步,但是极端的土鳖极端的势利。当时培养出了很多狂热的像陈景润一样追求学问的人,但是很可惜这个好景维持了十年不到。很快的,知识就不吃香了,只有带着大量投资来搞开发的开发商才是英雄好汉。

但是这个英雄好汉的时代也没有维持到十年很快就垮下来,又重新出现了只有做公务员做官才是好汉的时代。每一次维持的时间都只有几年。结果当时风头浪尖的英雄人物变成了一帮很可怜的人。他们就好像是1905年当上状元的那批人,觉得自己已经是精英了,但是还没有毕业就看到自己自己和自己的整个价值观已经被社会遗弃了。

这样的情况叫做什么呢?叫做流沙社会。孔子曾经对中国的老百姓作过一个评价,叫做「风行草偃」。意思就是很鄙视的说法,老百姓是没有什么主意的,他们怎么想都是知识分子教给他们的。

哪些人教给他们呢,就是我说的土豪。土豪,不是说所有知识分子都是土豪。因为知识分子有两类,一类就是离土不离乡,所以叫土豪。他们跟他们的共同体有明确的关系,他的价值观能直接贯彻下去。另一种是游士,他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光辉灿烂,但他是孤立的个人,只在社会最表面上浮动,所以他的价值观贯彻不了。

土豪兴而游士衰,那就说明社会比较稳定,游士兴而土豪衰,那就是社会比较动荡。土豪这个词是《宋史》上面发明的,他指的是谁呢,就是指《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郭靖这个人。金庸把他写进了小说。这个人在史书上正式名字就是土豪。

为什么他是土豪呢?因为他首先懂一点儒家的道理,什么忠孝节义之类的,第二,他不是死读书也不是搞纯学术的人,他能够身体力行,用一些道理来教导他的乡亲,教导他的家属。等到金兵入侵的时候,他就凭着忠孝节义的道理把家人和乡亲们组织起来抗金。失败以后他就很尽忠地跳水自杀了。

这就是一个土豪的例子,他用他自己一生的行动把儒家的价值观给贯彻了儒家社会。传统社会就是靠这种人来支持,而游士就是苏秦、张仪那一类型的人。他们自己可以说是有点成就,但是他们自己价值观是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稳定的。他凭他的知识搞一点待遇而已,他在社会上起的是一种瓦解性的作用。

到中国近代,也就是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土豪变成什么人?就是南通张季直和大邑刘文彩那种人。张季直去办纱厂,刘文彩去他的庄园,他们仍然是他们的共同体中心。但是游士声势显然已经超过他们了,像梁启超、杨度、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都是游士。你说他们的共同体在哪里,他们的乡里在哪里,不知道。

他们在日本东京混,在上海北京混,不断从这个军阀手里投奔到那个军阀手里,不断地改变自己政党的立场,推销自己的政治观念,而且平均每隔两三年他们的政治观念都要改一下。刚刚支持袁世凯打孙中山,然后又支持蔡锷去打袁世凯,完全按当时的形势而决定。这些光辉灿烂的人就是中国近代的游士。

现在有很多人怀念民国,像是谢泳写《教授当年》、《逝去的年代》,杨奎松写《忍不住的关怀》,那些他们着重点都是这些知识分子,或者更刻薄一点他们着重的都是些游士,而不是土豪。

这些游士本身虽然光辉灿烂,但他们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是瓦解性革命性的作用。他们要破坏这个旧的社会,有时候把旧的共同体弄翻,但他们自身并不是种子,也不是凝结核,新的社会从他们身上长不出来,这就是土豪的没落。

像刘文彩和张季直这种人不能成功,而梁启超或杨度这种人大大的有名,这本身就是一个征兆。说明是中国政治在一个社会解体的变局之中。所以前几年的时候秦晖先生写了本书叫做《共同的底线》,就是他看到这个问题,如果社会没有共同的底线,那么社会重建就不算是成功。

去年有一个人在牛津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各方学者去开的一个会议,他们也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各方面的人能够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一个共识。我当时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就编了个段子嘲笑他们,说是什么叫做底线呢,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什么叫共同的底线呢?共同的底线就是大家从各个方面共同来破坏的底线。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就我亲身体会,我所看到的这个社会来说,中国社会还是处在流沙的状态。最近的30年号称是市场经济成就,但是基本上是按照商鞅变法继续展开的,也就是说社会原子化了。像我小时候我上过的那些学校,现在在哪儿呢,学校已经不存在了,解散了。

我小时候最崇拜的女老师现在到哪儿去了,在80年代第一批下岗大潮中她们基本都下岗了。过去我小时候认为坚不可摧大家都崇拜得不得了的,认为进去以后可以保你一辈子铁饭碗的单位,当然都不存在了。

解散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新的东西能够成长,但是问题在于,我好像是站在一个孤岛上,洪水不断的淹上来,旧的社会组织已经瓦解,新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搞起来。这种情况就等于说是社会思绪不但没有通过市场经济来治愈,反而市场经济,所谓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它本身就是社会思绪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媒质。

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消比较一下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就看出来了,在西方市场经济它是一个促使组织成长的一个媒介,西方国家不管是怎样搞市场经济,它有些基本的底线和共同体是不被破坏的,像美国就是普斯茅斯五月花号搞起来的一个新教徒的共同体。无论你政治上或者经济上施行什么,都没有怎么改变那些基本价值观,基本社会、基本价值观都没有变化。

美国是一个社区共同体,社区自治的体系,所以秦晖就说要说谁是集体主义,那么集体主义其实不是中国美国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中国秉行的是商鞅变法的那种精神,这种精神你可以在睡虎地的秦简中看出来,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拆散。

如果你是宗族成员的话,一定要你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的中枢组织,给你实行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一人一块土地,一个小家庭让你们自己进行内部竞争,谁也不要跟谁联系。即使是婆婆问媳妇借一把铲子,媳妇也要不高兴,这样做,你们在有效竞争的情况下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才能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就是商鞅变法基本精神,他就凭着这个基本精神使秦国称霸天下。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改革,你可以看出这跟我们后来的所谓改革基本精神是相似的。它要的是一个外在的目的,一个富国强兵的目的,它要的是把原有的共同体尽可能打散,解散成为一系列相当于是散沙式的,个人的小家庭组织。让这些组织彼此之间处在竞争的状态,下彼此之间不能连接起来。然后通过相互之间的内部竞争,可以尽最大可能地提高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的收税能力,这样富国强兵就这么达到了。

但是这样做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处于中间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了,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基本上是宗族,宗族解体了也就没有了,就是原子化的个人。这是商鞅(变法)建立秦朝之所以极其不稳定的原因,商鞅以后汉代的儒家之所以要强调重建宗族共同体,是因为他们渴望能够得到稳定性。

但是稳定性和商鞅变法这种富国强兵的精神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你把中间的共同体搞得比较复杂,比较强大,像是美国或者西方国家那样有强有力的教会组织、社区组织什么的,那就会产生一个效果,这些教会组织和社区组织,或者是任何社会组织它必定会形成有自己独立行动能力的单元。

我们都知道英国人把查理国王送上断头台,但是这送上断头台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仔细一看就是这样一批人,新教徒的团体,他们的牧师就是他们的有机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他们的土豪,或者是伦敦市的商人。他们中间的资本家就带着他们的工人跟国王作对,不跟国王纳税。或者是乡下地主乡绅,就相当于刘文彩他们那种人,那些地主乡绅领着他们的佃农组成民兵跟国王作对,就是靠着这些人,他们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成立了共和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当时也有一个商鞅或者类似的游士给他们制造一堆社会原则的话,把这些社会凝结核通通去掉了,把所有人和所有人的纽带都解散了,那么就是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说的那样制造一种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战争状态。那么查理国王还有可能被推翻吗?

答案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只会彼此,老百姓只会斗老百姓,不会跟上头的人斗的,所以国王的位子永远可以安如泰山,他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这一点。

但是西方之所以能够建立近代社会,能够发动近代的革命,最终征服全世界,包括征服中国,恰好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没有搞出一种社会原子化的格局出来,他们自己的社会共同体强大而有力。

像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是谁建立起来的呢?大家都很清楚是五月花号的新教徒建立起来的,他们就是一个单独的教派,在国内跟国教徒合不来,跟国外也合不来,他们自己合计一下买条船自己去到大西洋彼岸去另外建立自己的国家吧。

一个社会团体最终建立了一个国家,他们建立起来的那些新教伦理至今还是美国社会的基本共识。这个基本共识恰好就是秦晖先生和牛津会议的那些人想在今天的中国拼命想要找一个共识,想把它建立起来,但是恰好建立不起来的那种东西,就是中国所缺的东西。

中国没有这样的共识,也没有这样的共同体社会,还处在流沙状态,流沙状态的社会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东西。我们想想,像我那一代人从小就在学什么呢,五讲四美三热爱,这是有背景的,就是经过了文革时代那种大家人惹人的背景,大家都觉得社会上应该讲文明讲公正才对嘛,当然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学五讲四美。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五讲四美,或者说社会上的文明礼貌,或者是公正这些是从哪儿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由社会预期造成的。我为什么对你文明礼貌而对别人不文明礼貌,我觉得你是自己人,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我觉得今天见了你,我不是永远不回来了,我明天还要再见你,今天我如果对你坏,以后那么明天你也会对我坏,所以投桃报李嘛。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共同体的人,自己人跟外人是不一样的,自己人之间要有一定的底线,自己人对待自己人要有一定的文明程度。有了共同体才有这些,如果我很有把握地说今天骗了你,然后明天我就跑了,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那么我培养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在社会竞争中间我文明礼貌,不懂得怎样杀熟,不懂得怎样心狠手辣我反倒吃亏啊。而那些比较心狠手辣比较会坑蒙拐骗的人反而发了财,或者是成了功。我讲文明礼貌讲底线我自己害了自己啊。这是两种社会不同。

大家想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我们今天前后左右经常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社会,它仍然是一个流沙社会。流沙社会是没有共识的,也有它的原因,就是在文革当时结束的时候大家实际上只有一点社会共同价值,就是绝对不要回到文革那种情况下去,也绝对不要留在文革那种状态。

但是,不这样做很简单,要怎么样做呢?大家实际上是没有共识的。所以只有来一个摸石头过河,或者是不争论。不争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最终目的往哪儿去,我要向东,你要向西,谈不起来。如果现在就非要谈起来的话,我们现在就先打起来了,这样不行。

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我们都不愿意留在现在,那我们先走吧,先走几步算几步,至少我们最初的几步就是离开文革状态,这几步大家是异口同声全心全意赞成的,但是走远了以后分歧就大了。你向东我向西,你向左我向右,谁也说不过谁,这就是秦晖他们面临的状态。

他们开这个牛津会议就是要想彼此说服一下,虽然我们的立场不一样,但是好歹我们可以找一个求同存异的基础,好歹能够搞一个能够走远的基础来,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很危险了。我们知道美国建国初期就是这个样子,什么问题都可以达成一致,但是奴隶制的问题达不成一致。

没有办法我们又不能停下来等这个问题解决,只好先拖下来,先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希望等几十年以后自动解决,其他能够达成共识的问题我们制定成宪法,这个问题宪法中先不提,希望时间久了以后大家慢慢能达成共识。但是结果是时间虽然拖久了,但是共识还是没有达成,越拖久分裂越严重,最后搞到最后还是要打一场南北战争。

文革以后中国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就是这样的,我刚刚在讲过流沙社会和有机体社会是不一样的,有机体社会是长期稳定的,流沙社会是一种处在大变动或者是变动即将来临的状态。因为我们是身在其中,身在其中所以认识不到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要学中西各地历史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最近这30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中国历史上是极端特殊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端特殊的。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土豪社会,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土豪主要是家族世界,历史上西方绝大多数时间也是土豪的社会,土豪原先主要是教派,现在就像是台湾柯文哲柯医生那种人,他本来是一个比较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医生,所以在乡亲中有点威望,所以他等到看到主流大党有点不得人心的时候他自己就出来竞选台北市的市长。

这样的人在我们这儿产生不出来,在西方在以前东京市长竞选或者是洛杉矶市长竞选的时候,上次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存在就是一个征兆,就是说土豪社会是存在的,而我们这不存在。

所以可以说是简单点说吧,我们处在一个中国历史和全世界历史中非常特殊的阶段,社会动荡时期或者是变革时期还没有结束,现在我们就像严复说的那样面临着,只知道我们面临着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变,但是看不清楚这个巨变会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好,我说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