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金宇澄,上海作家。曾长期担任《上海文学》编辑,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了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一问世即反响强烈,揽下当年多项文学大奖。

繁花

2014-05-25上海
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你就要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就像这些旧的家具,我们曾经把它蒙上灰尘,把它忘记的这些东西,在五四之后把它摈弃掉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说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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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

金宇澄 2014-05-25

刚才这个是梁文道,他介绍这本书的一个片子。

实际上我在写,或者说我在修改这个《繁花》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在1990年看了台湾的一个叫《光华画报》。

因为在1990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这些旧建筑,那些门窗啊,这些旧家具啊, 这些古代的篮子啊,都不是很值钱。那么这个时候两岸已经有了一些交易,所以它这个《光华画报》上边它是记录了第一个集装箱,大陆的旧东西的一个集装箱,到达台湾的一系列的照片的报道。

那么我为什么会觉得特别震撼呢?是因为打开这个集装箱的时候,底下这些等于接关的这些人,接这些货物的人,每个人都带着白手套。那么这些物件在大陆运往台湾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货运的,他当时也告诉我说,有时候到了要进关的时候,海关会把这些东西说出来检查,生怕你里边有什么东西。

这里边都摆得很好,再检查呢,全部要搬出来,所以这些人员他就会很恼火。因为他等到他要搬出来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有的东西就多出来了,不专业嘛。有时候甚至于用脚踹,实际有很多东西已经损坏了。那么我为什么我看的时候会觉得感动呢?

就是说这实际是等于说是我们这些传统的元素, 在某一个时代是我们大家都会忽略它,或者把它卖掉, 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但是过了很多年或者到现在,我们再来看待这些东西,我们就会觉得它的价值重要。

那么这从文学上面来讲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改《繁花》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加强我们传统这一块的内容。

这是为什么?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大量接受的就是,比如说是一种现代白话,或者说我们大量地接受翻译文本的教育。

所以我们看了大量的翻译的东西,那么这个两种标准的国语,或者到后来的普通话的写作阅读,和翻译文本的二手的这种熏染。甚至于写作到最后,实际上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品,你去修改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感觉无力。

我究竟怎么来做?所以呢,西方也有一句话意思是说,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你就要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就像这些旧的家具,我们曾经把它蒙上灰尘,把它忘记的这些东西,在五四之后把它摈弃掉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说里边?

文学的,比如说鸳鸯蝴蝶派的一些词语,包括甚至于,里边的人物只要是他提到一本旧书,这个书里边就会出现繁体字。他如果念一本旧书里边三十年代的,一个作家的旧诗歌,他的诗句都是繁体字。包括有一个人叫小毛,他背诵一首宋词,因为他是拿了一本书,所以我接下来都是繁体字。这个什么原因呢?这也是一种就是说纪念这个繁体字。

因为繁体字我们现在也没有了,包括我们的普通话教育,和我们的上海话。就是说普通话里边的这种,因为大家写作都是用普通话,这个之间,作家和作家之间,不在乎一点的话,这个之间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普通话,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会用自己的家乡的母语,加上我们所谓的官话,用这种方式来写作。他相对来说,他每一个地方的人,他的措辞啊什么就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繁花》我在修改它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用这个方面,用我们中国的文化元素。用一些,包括它的内容方面。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文人有一句话叫「爱以闲谈而消永昼」。就是说我们讲故事我们是闲谈,我们是来消磨时光。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博尔赫斯,他也是这么说。就是《一千零一夜》。他说他认为的最喜欢的小说文本。他觉得文学的功能,就是给人给读者以消遣和感动,不是劝化,不是一种劝化的作用。

那实际上我是知道文学也有劝化的类型,比如说像《伊索寓言》,它有很多哲理。但是我觉得像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本,有一些就是讲一些平常的故事,一些笔记体的小说。它就没有那种特别宏大的,需要有一个大的目标的东西。它是甚至于像开一个超市一样,

可以让你自己进去选择。

所以这是一点。另外呢,刚才这个片子里面也讲,这个是用上海话书写的一个小说。其实呢这是一个用上海话思维的,一个改良上海话的小说。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上海话在目前这个形势下边,和过去起了很大的变化。

上海在一八四三年开埠之后,到一九三零年,它的人口大概只有三百多万。在这个之后到一九九零年的话,大概已经有两千多万。所以说呢,大量的外地来的人进入上海。

那么一九九零年之后,这个局面是什么样?就是说是大量的富豪进入上海,大量的局一级的干部进入上海,还有大量的我们的学生大学生,都是大学文化以上的优秀的人进入上海。

那么刚才说到的普通话,他们都是受普通话的教育。在一个我们几代人都接受普通话教育的这么个背景下边。他如果听到说上海话,他肯定会非常理直气壮——请你说普通话。

所以我要做这个,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沪语思维的一个上海的小说。就是因为什么,就是要把里边,外地朋友看不懂的上海字全部去掉。

所以《繁花》里边大家注意到了,繁花里边没有「你」没有「侬」这个字。侬在上海话里就是你。也没有「他」譬如说「伊」,这个字也没有。

那是为什么?如果说朋友你打开一本书,如果我是上海人,我打开一本书, 里边到处都是,侬啊伊啊, 还有上海话叫伊拉,就他们,这个书我相信上海人都不要看,因为我们都是受普通话教育嘛。

所以我觉得应该去掉。而且呢,这个上海话的味道,也并不是一定你要逐字逐句地都依照它这么来做。我在这个写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因为用上海话思维,你就会发现上海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不响。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海人经常在转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说到这两个字。譬如我去找我领导, 讲了半天,我领导没意见没有表态,他会说,我领导不响。或者我为了什么事情我跟我妈妈说了半天,我妈妈不响。

这不响这两个字,大概在繁花里面用了一千三百多个。那么里边有一个最有趣的东西,也是王家卫导演特别喜欢的,《繁花》里边的一个故事。

就是在《繁花》的后半部分,就是这个小毛他晚上打牌回家,半夜的时候,遇到一个和他差不多阶层的一个女人,他们俩大概都是四五十岁的样子,也打不起出租车,就在马路边,就他们两个人在等通宵车的时候,小毛就去搭讪这个女的。

因为这个女的拎着两包衣服嘛,小毛再三地跟她说话,这个女的就是不响,低着头不响,完了之后,小毛就跟她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我是去洗衣服。”半夜的时候,小毛就跟她讲说,他说:“那你到我家去洗好了。”

因为他是单身汉,我家有洗衣机啊,我家什么都有啊。说了之后,这个女的还是不响。所以这一段里面大量地用了这个女人的不说话。

等到他俩先后坐上同一个通宵车的时候,坐了几站路,当小毛要下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的就拎着两袋子衣服就一直跟着他走,一直跟着走走走,走到小毛家里。

到了小毛家里之后呢,因为小毛一个人住嘛,他把门打开以后,小毛就突然发现这个女的,就完全不像一个陌生人,就觉得像一个,就是生活在这种石库门房子里边的一个家庭主妇。

对这个房子的结构啊,给他拉出洗澡盆啊,烧水啊洗澡啊,伺候小毛。因为小毛他老婆死了嘛,他就会想起。

小毛就会想起他过世的他的太太,完了之后两个人就像一个熟人,回到房间里面这个女的就变成一个熟人了,在这个环境里边。但是也不说话,完了之后两个人洗了澡,做了事情之后,小毛就睡着了。

等他醒过来他就听见厨房里边,这个女人在洗衣服,而且她没有用洗衣机。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她洗完衣服进来,跟小毛说,我洗好了,我走了。小毛就躺在床上听她拎着两袋子东西门声一响就走掉了。

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当时也是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它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个人物就是一声不响。那么我当时问我的朋友,我说你既然碰到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问她,她是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怎么一系列的东西。

他说我是从来不问的,我是从来不会问。当然之后我也是自己在分析,譬如说像工薪阶层。

他们这个阶层的人可能他会非常警惕一个陌生的女的,

即使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他如果心里不喜欢她,他也不想近距离跟她接触。因为她认识了自己的家,或者说他自己的钱有限。

因为这个阶层里边,有很多可能我们忽视的。因为我对朋友说,就是你们这种人会打听,我们是从来不打听的。尤其是王导,他是喜欢那种来无影去无踪的这种故事。

说到这个我再拖长一点就是,我后来跟王导说,我说我另外有一个故事。

在文化大革命最最残酷的阶段,有一户大户人家知道明天要来抄家了,把家里的金条都放在一个饼干桶里边,要转移财产嘛。就把这个饼干桶,就交给自己的女儿,说你自己赶紧把它藏到你女同学家里去。这个女孩子就当天夜里抱着这个饼干桶,走了很多路,走过苏州河,到了一个棚户区里面,交给她同班的一个女同学。

她同班女同学是工人阶级出身嘛,没有问题。完了交付给她以后,过了十年,过了十年之后。她家里的人说文革也结束了,跟他女儿说你去问你的女同学把这个要回来吧。

这个女同学找到那户人家,问了她以后,她的同学说,我不记得有这件事,你一定是记错了,这个可能是你送给别人了吧?她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我家就这么小一个房子,你可以到我家来找。

我说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发现电影导演,和作者的想法不一样。王家卫导演就说,后面部分没什么意思,最有意思的就是,那天晚上这个小姑娘抱着饼干桶,那天晚上肯定下大雨,她摔了一跤或者怎么样,哎呀,这个就是他的画面感非常好。

当然最后王导也提醒了我,就是说,他当然没说是我自己想的,我觉得这户人家和其他的倒霉的家庭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家的重要的财产,在这个十年里头,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所以说他们即使吃再多的苦,他会心里很高兴,他就觉得我的财产已经转移了,我有活下去的信心。

《繁花》就是这样。就是说它会有一些,我用上海话思维它会有这种,包括像不响这种,

上海人每天要说十几遍的词。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饭局。《繁花》里面有评论家说,它里边有流水席,有很多饭局。这个饭局实际上是说明了什么,就是我们的当下我们的家里的客厅里已经基本不接待客人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通过吃饭。

那么这种我们认为吃过的饭,实际你过了十几年,你完全就忘记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写成书或者变成一个录像带,告诉你说,你十年前有一个饭局,你要不要看?你肯定非常喜欢。

说上海话,把它做成这样一个没有上海字的,这么一个文本的话呢,它会使很多外地的朋友,他对上海有一个了解。

因为实际上,上海人的印象,我认为譬如包括春晚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节目也好,把上海人做成一个非常小气,或者斤斤计较,或者怎么样的人。

但实际上我是发现,因为我在外地东北待了八年,我是知道,实际上有很多是出于误解。

误解在哪里?就是因为语言不通的原因。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北方在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北方是没有菜场的,北方都是像东北,北方都是分菜的。

到秋天的时候大白菜买两吨,两吨煤家里藏起来。因为外头要结冰嘛,但是上海这个地方因为比较温暖,所以当时上海到处都是小菜场。马路边上就是小菜场。

所以呢,有一个北方朋友到上海来玩,跑到人家家里一看,厨房里面有两根小葱。哎呀,他想好久没吃葱了,就把两根小葱偷偷吃掉了。吃掉了呢他还说,哎呀,上海人太小气了。菜场里面当时一分钱两根葱,有葱摊,现在是没有了,过去有,上海人真小气,我家买葱一买就是三百斤。

后来没想到刚说完这个话,他家里一个做饭的老太太急死了。因为这个葱没有以后,她是做鱼用的,那这个鱼怎么做呢?没有葱了。

这个老太太急得团团转,完了这位朋友才刚刚发现说,哦,原来上海人是不吃葱的。这个葱就是要做鱼才去买两根。

那这个里边就是一个实际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半两粮票。

当时的文革时代最困难时代是,全国都发行粮票,只有上海有半两。外地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经常提这个问题,哎呀,上海人真小气啊,全国只有上海是半两的粮票。但是他不知道就是说,上海滩有很多东西是论个买的。

你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我过去插队在东北。我到哈尔滨早晨去吃早饭, 朋友带我吃早饭,

说来两斤油条,早饭么,两斤油条。到馆子里边吃饺子也是论斤论半斤,或是怎么样, 这个粮票。

但是上海有几种食品它是半两的,比如说油条,它一根是半两,那么有时候上海人他吃那个泡饭,要用油条蘸酱油,这是一种。还有比如说小馄饨当时也是半两,那么北方人不知道跑到上海,跑到馄饨店里说,来个半斤馄饨。半斤馄饨就是十碗嘛,十碗端上来他知道不对了。

你比如像现在我们知道,西方是一个苹果都是论个卖的,辣椒也是一个, 什么东西一个。但在这之前有很多,这是一种误解。

所以说《繁花》呢,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要消除这些语言上的障碍,使得外地的朋友能够了解,这个上海的市民生活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