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许知远,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曾在多家媒体任职,同时是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者之一。他的文章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思考,充满忧患意识

喧嚣与失语

2014-07-22北京
沉默、留白、暧昧和漂移不定,我觉得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它们无法被清晰地表达,它们甚至可能仅仅可以留给自己,因为最本质的交流你只能跟自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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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与失语

许知远 2014-07-22

坦白说,不管对TED也好,对一席也好,我当然非常尊敬一席他们的努力,但我对这种表演式的谈话,是非常心生抵触的。

不知道大概有多少年了,我们进入了一个高度表演性的时代。每个人都努力在某个瞬间 某个时刻呈现自己人生中特别有光彩的一面,如果不够有光彩,就用美图秀秀。为此学会了各种摆拍姿势,呈现自己更好的一面。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始终有一个很大的抵触,你人生中的那些灰暗的部分呢,那些挫败的部分呢,那些糟糕的时刻呢,那些暧昧的时刻呢,它们该怎么呈现?

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写作以来,一直自称为一个知识分子。不管这个词遇到了多大的侮辱,我还仍然坚定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我一直以知识分子自居,但在这个时代做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呢,你怎么面对这些高度的表演性?如果你想把你的思想传达出去,你一定需要加入这种表演式的东西吗?

我特别喜欢斯坦福大学一个教授叫詹姆斯.马奇,他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至今都记得。他说,我只推敲我的想法,我不推销我的想法。我始终希望能这样要求自己,但基本上做不到,尤其是当开了一个书店以后。有时候我被迫像一个推销员一样,谈论我们的想法。

刚才在路上,坐出租车的时候我在想,今天来讲什么。因为我对所有的问题都是从来不准备的,我特别希望在谈话的某一个瞬间,你谈话的内容不是经过你严密的设计,而是在某一刻我输出一些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东西,那一刻既让你们吃惊,也让我自己吃惊,我想这是所有谈话和交流的魅力。它们不是确认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是发现你尚未知道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想,我到底能讲什么呢?

在路上路过北京三环,路过CCTV大楼,这个城市几年以来变得越来越丑陋、越来越庞大、越来越令人窒息。十几年前我还曾经骑着自行车,带着他在小巷里穿过,现在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少。

有时候北京让我想起,我不知道多少人读过罗伯特·穆齐尔写的一本书叫《没有个性的人》,他在描绘二十世纪初整个德意志帝国兴起的过程中,个人在面对一个巨大的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他们被迫成为没有个性的人,所以他们轻易地可以成为各种政治动员,各种狂热呐喊的受害者。

它当然也让我想起,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巨大转型,那是一个洛克菲勒的时代,一个J.P.摩根的时代,你目睹着整个美国物质力量的迅速崛起整个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充,而个人在其中很难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所以那是一个美国转型历史上既惊心动魄又残酷无情的时代。

德莱塞当年写《嘉莉妹妹》的时候就是描绘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前往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之中,在城市里感觉到茫然无措,她面对这个巨大的新秩序时的崩溃的过程,我想你们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嘉莉妹妹”的时代。如果你们此刻穿入北京的地铁,面对着CCTV的大楼,那种高度的无力感,我想会抓住每个人的心。在这一刻,你怎么样确认自己寻找到自己呢?

当然北京不仅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同时又是另一个看起来生机勃勃的故事,我们十年前不可能想象,阿里巴巴这样一家公司的诞生,我们也不能想象百度这样一家公司的诞生,不能想象过去十年以来,整个一代人转入高速的运转的时代的,这种困境和可能性。

如果你看此刻的欧洲和美国,你会感觉到他们最雄心勃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已经缔造好的一个巨大传统之下,而中国这个传统刚刚开始这个城市尽管压迫人心,但它依然像19世纪初的巴黎一样,可以吸引无数的外省青年他们想在这里获得一席之地。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双重交织的故事,同时可能还有第三重。我们在面临一场可能历史上不多的几次巨大的技术革命的浪潮,我常常感慨,我相对稳定的有秩序的内心生活,一下子突然被微信摧毁掉了,我不知道多少人被微博微信摧毁掉了,每天你看着如此众多的信息,突然间向你涌来 而且同时发生。这让我有时候想起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雾都孤儿生活在19世纪的伦敦,你可以享受到工业秩序兴起过程中的巨大力量,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但同时你要容忍伦敦上空的浓烟,容忍必须要失去的内心的秩序和安宁感。我想此刻也是吧,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信息时代的孤儿。

新的信息革命它产生了巨大的浓烟,笼罩在我们头上,它既给我们各种新的刺激可能性,同时让我们觉得无比窒息。不仅是我刚才讲的几重革命,同时我们仍然感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停滞式的政治制度之下,我们这种高度的活跃是以回避这种高度的政治制度的挑战为代价的。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北京这个城市在很多地方都看起来是堵塞的,我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权利,我们如何寻求正义的权利,我们对真理的渴望,这些看起来非常正常的标准都被堵塞,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是高度通畅的,每个人在运用起自己的手机和微信系统的时候

那种高度的流畅感,可能像一个崭新的人类学实验一样。

所以面对这样的几重状况,我们该怎么去想象呢,怎么去面对它呢?我想这时候可能跟

又跟我们的书店有某种关联了。

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漫画《史努比》。书里的主人公莱纳斯每当内心焦虑的时候他就会抓住他的毛毯,那一刻他就获得了镇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安全毛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某种安全毛毯。对我个人来说,可能书籍是这样的一种安全毛毯。

我去任何地方经常会带一本书或两本书,它们似乎变成了我抵御外界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保罗•策兰的诗句的时候。他说,我来自一个充满书与人的地方,他是一个犹太人,一个罗马尼亚的难民,犹太人是面对一个巨大动荡的世界,因为过去2000年以来,他们处于一种不断的受挫败的一种状况,他们无法获取正常公民所获取的一切东西,所以他们笃信教育因为教育可以随身携带,书籍变成这样一种文化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帮助他在一个高度流动的世界中建构他们的内心。同时书籍也是帮助他们发现一个巨大世界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所以我想对我来说,书籍是这样的安全毛毯,而书店就像一个一个巨大的毛毯库一样。

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经验基本上都是跟这些书店,它们往往是我的第一个切入点。我记得我在埃及革命之前一年,到开罗之后,这个城市所有的男生好像都叫穆罕穆德,感觉你面对一个茫然无措的一个阿拉伯文明的秩序,我该怎么了解这个城市呢?然后我第一次进了一家有安检的书店,在开罗大学旁边的一个美国中心书店,在那里发现了很多可能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埃及作家的作品,然后突然那一刻,你似乎觉得你进入了开罗的内心世界。

然后我也记得我在恒河边上瓦拉纳西的时候。瓦拉纳西那条巨大的恒河在落日的时候非常非常美,在河边上有一家小小的英文书店,里面摆满了关于印度的历史的研究、宗教和艺术的研究,那天我在那个书店度过了一整个下午,试图为我之前半个月以来的所有印度的碎片式记忆找到某种秩序。

这家恒河的书店我印象非常深。当然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发生,在不丹也好,在俄罗斯也好。你发现不同的时空,时间、空间 、可能性都向你涌来,而且书籍是沉睡的,它是沉默的,它是不语的,它把那些在你的生活中看似缺席的声音重新涌到你面前,我想这种缺席感,缺席的声音、沉默的声音可能是此刻中国我们最需要的声音,因为在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昔日的政治秩序和新涌现出的大众文化,已经构造出一套非常严密和强大的一个大众文化语系,而个体在它面前变得非常的脆弱,我们听不到边缘的声音,也不尊重边缘的声音。

当我们谈到这个传统断裂的时候,传统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死去人的声音,死去人的权利。我们都不尊重它们,所以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些书籍,构造一个缺席的声音,被忽略的声音、边缘的声音。

如今回想起来,它无意中成为单向街最初的一个起点。这样一个小小的书店我们躲在圆明园的一个角落里面,跟一个废园紧密相连,这个废园充满了记忆,充满了残破之美,充满了不断被强调、但从未被真正理解的耻辱。

我们挨着这个废园,然后在里面开始了第一场小小的谈话。大概八九年前,西川在那里读他的诗我想这是一个很小的行为。我们从未期望它变得非常被接受被肯定,但是最终你会发现,所有这些被忽略的声音,它们都自有其魅力,你误以为它们不存在,但是它们会一个个重新涌现出来,这是我在过去几年中非常强烈的感受。

如果说从199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一个高度功利化的时代,整整这二十年间这个国家像丧失了灵魂一样在盲目往前奔跑,而此刻,尤其过去两三年里面,我非常清晰感觉到,这种灵魂逐步的复苏。在经过多年的面目不清的盲目追赶之后,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丢失的是什么。我们怎么重新唤醒这些事物?有没有可能构造一个又一个空间,使个体不用面对一个纷繁的大众社会,而进入一个他们各自的部落式的社会,在这个部落式的社会中,各自建立起标准。这个标准有美学上的,有道德上的,有知识上的,当这些部落和群体都建立起这些微小但是稳定的标准之后,他们之间又彼此的竞争和碰撞,他们逐渐会形成一个我们渴望的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标准,我想这是一个最让我憧憬和渴望的一种状态。

我记得八年前我一个人去安徽芜湖旅行的时候,因为我要去找一段关于陈独秀的过往的故事。陈独秀一九零几年的时候他们几个年轻人曾经要去策划暗杀要出洋考察如何施行宪政的五大臣。对于这些激进的年轻人来讲,如果清王朝实现了宪政的话,就意味着他们革命的目标被减弱了,改良越来越占上风,所以他们要想办法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密谋的地方是在一家叫开明书局书店,那是当时芜湖一个现代化的标志,因为有一个落地玻璃窗的铺面对着芜湖的长街,而里面摆的是最新的书籍,还有包括非法盗用的像梁启超的《清议报》《时务报》,我们现在想想那是一个古老的书店,但是你回溯到一个世纪之前,那是一场新技术革命。那时候的书店就像现在的苹果店一样,那时候的大众杂志,就像现在你用的iPad一样。

大家可以重新回想,一直到1890年之前或1895年之前,一代代知识分子们或者那些文人们,读的仍然是那些固定的话本四书五经,它们加在一起都没有多厚。突然之间一份时务报,一份清议报,拥有这么大的一个信息量,对他们来讲是颠覆性的。

生活在20世纪初的年轻人,中国年轻人如果受过一些教育的话,他们内心的震撼一点都不比此刻你们面对微信、面对互联网的要小,他们曾经生活在自己的乡村里面,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秩序,突然之间整个世界向他们涌来。

梁启超在1890年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那是什么概念。他以为整个世界就是中国,突然发现世界不是他这么想象的,他作为一个旅行者,从广东新会一个小城来到了上海来到了北京,又前往了横滨,然后开始到全球旅行,还见到了J.P.摩根和罗斯福,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多么大的震撼。

所以在那个时候,高度的移动性、高度的信息化已经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力量了。如果没有当时大众媒介的传播,没有这些报纸杂志,没有那些现代化的,当时是电报,不是互联网是电报,包括没有当时的轮船,那整个的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依靠这个大众革命,这个大众媒介,整个历史力量才会以一种新的姿态形成。包括如今你们熟悉的民族主义,所以历史的连续性可能比我们每个人想象的都更多。

回到那个小书店,如果那个书店当时是一个巨大历史潮流的代表的话,此刻的单向街或者双向道,或者另一个什么书店,它们仍然可能成为一场新的社会转变中的巨大力量。

这种力量的背后就是我们整个阅读模式的新的改变。立体式的阅读可能是变成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趋势,过去五百年我们的世界是由古登堡主宰的,古登堡是印刷在纸面上,一条线性的不断延伸的一个模式,而现在阅读变成一个立体式的,它由文字、影像、互动、内心的感受、即刻的反应彼此构成一个新的空间。而我们此刻还不知道如何适应这个空间,这空间此刻是巨大的混乱,这种混乱给我们带来兴奋,也让我们焦灼不安。但是肯定在一两代以后,我们会适应这种新的混乱的节奏,一方面中国的传统被遗忘,高度的死亡,过去像未来一样对我们非常崭新,同时未来仍然是敞开的,所以有双重的探索,在此刻的中国正在发生。

而我们一家书店,一个知识的生产者和储藏者,它可能在一个巨大的知识重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变得如此的Get inspired是吧,如此的振奋人心。所以这个可能是此刻书店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困惑,其实是失语了,我刚才虽然讲了这么多,其实是失语。坦白说,我刚才列了很多平行的坐标,坐标都是一种逃避,历史类比也经常是一种逃避,它让你觉得误以为你跟过去发生的有相似之处,这样你就不用再继续追究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现在的失语,就是找不到一种不一样的语言方式和感受方式来描绘,此刻的中国社会也好,我自己也好。

在几分钟之前,在翻一本关于维也纳的书时候,我看到一句话,今天比较让我震撼的一句话,它是形容我很喜欢的20世纪初一个非常有魅力又色情的画家克林姆特,他形容他的画作,他那非常妖娆的女人像蛇一样的女人,他说这些画作中的女人,如此打动我们的,不是它那种伊甸园式的魅力,而是一个男人在面对着远远超越他们可以满足的女人的欲望时的无力感。

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崭新的描述,此刻听起来没有那么崭新,但是如果你放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那个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的维也纳。弗洛伊德写了一本当时只卖出300本的书,叫《梦的解析》,他在描绘整个奥匈帝国在表面上看起来如此的繁荣进步稳定的情况下,潜藏的那股巨大的骚动不安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人被压抑的欲望,来自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剧烈的冲突,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之间的严重的分离和敌视,所以,当时的维也纳似乎被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控制着。

日后回忆起来我们都说一战之前的欧洲是一个进步繁荣的、充满希望的时刻,但同时仅仅到了1914年,一个巨大的非理性的浪潮就吞噬掉之前看起来所有的秩序,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包括我在维也纳的印象的时候,我常会有对此刻的类比,或者相似的感受,就是说此刻我觉得,中国一方面我们看起来,其实是有一个高度的秩序的尽管是非常杂乱的。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高度有秩序的社会这个秩序是由非常单一的标准构成的

是由权力、金钱、大众、标准,它们构造了一套秩序,即使声称最反叛的人,也往往是希望成为这套秩序的一个合谋者,所以这套秩序非常稳定,它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之中,它使我们的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其实本质上是非常无个性的,尽管以有个性的姿态呈现出来,但是我相信人不是这样生活的,人永远是有一些难以遏制的冲动,一些对更超越性情感的寻求,这些东西是安放在何处呢?

我们该怎么描述我们内心的困境呢,但事实上我们整个的知识界也好,文学界也好,其实没有真正回应这些问题,我们整个的文艺表达是多么的单薄呀,多么的狭隘呀,除了对青春非常狭窄的抒情,情感抒情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比如对生命的更深的维度,那种疯狂是什么,包括对强烈的道德秩序的追求。

也是一个维也纳人卡尔·克劳斯说的,他说,所有语言的背后,是一种道德精神。我在描绘中国失语的时候,或者找不着语言的时候,我想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道德精神上的匮乏,我想不仅我如此,我觉得你们也一样如此甚至更如此,在我们整个的精神系统里面,其他的坐标跟人性相关的坐标,刚才我说的道德上的审美上的这种坐标,被空前地铲除掉了,所以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表面上可以自我说服的一个功利主义系统里面,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好更快更强或者更富有,但这个系统对于深藏那套更强大的内心的不满足来讲是非常脆弱的,它们随时可能被冲翻的,但何时冲翻我也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形态冲翻我也不清楚,但我相信这么多年以来,它一定积累了巨大的这样的能量,它们等待着被唤醒,它们可能以妖魔的方式出现,也可能以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的一个动力方式出现,我不知道。

所以,这种感受是目前让我最困扰的,最失语的,因为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我们始终应该有一种模糊的、暧昧的,甚至有一点神秘主义的交流。只有这种交流的存在,我们整个的生活才可能达至某种平衡,否则就是一个高度倾斜的、压抑的。

其实刚才我讲的一切是我之前没有好好想过的,但是我讲出来之后我觉得好像变得清晰一点,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对大众的不满和紧张感,这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历史上极少有时刻像现在这样,有数量如此之大的人群突然涌入到一个话语场中,这种感觉可能在19世纪末的欧洲会有过,包括美国会有过,因为报纸的出现,使很多人的意见都可以表达,而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产生一个巨大的新话语场,这个场是由互联网技术革命带来的,这个场最终是被一个巨大的数量所塑造的,但我对这个场始终是一种很排斥的感觉。

我想这种排斥可能跟19世纪末的像马修·阿诺德这样的人,他们在提倡英国的审美标准、道德标准的丧失的时候有相似的感觉,因为英国的中产阶级们正在取代昔日的贵族文化。我这种类比可能显得有点可笑,我没有什么贵族文化,我也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我仍然感觉到,可能自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某种精英文化传统,在过去10年里面被消散得一塌糊涂,然后人们甚至不知道用什么标准来坚持,因为标准整个是一个混乱的,所以这一刻可能就跟我现在做的事情有些关联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书店也好,我们围绕的一群人也好,我们展开的无数个谈话也好,我们最终想寻求创造某种标准。这种标准不是硬加在每个人头上的,而是由各种辩论、争锋、退却、进步……完成的一个平衡的关系。这个标准不仅与我们此刻眼前的探讨有关,它也与整个的漫长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关系,也与周边世界的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的文化传统有关系,也与我们自身内心的渴望有关系,它们最终会达成某种新的标准。同时这个标准又并非是僵化的,它是可以迎接崭新声音的。

有时候我在扪心自问,当我那么讨厌网络语言,试图捍卫语言的纯洁性的时候,我想起当年詹姆斯·乔伊斯,躲在日内瓦去写他的《尤利西斯》的时候,他用了大量的俚语

用了大量粗俗不堪的语言,就是这样的俚语和昔日的英语,变成了一种新的结合。不说乔伊斯也好,莎士比亚也一样,还是我们的白话文运动也一样,所以我觉得此刻可能中国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巨大语言更新的一个过程,怎么样能够抓住那个传统,寻找到某种传统,这个传统就像白先勇表达的,或者是那个片子里表达的那种优美的秩序的东西,同时用一套新的嘈杂了的声音来和它们完成对抗,它们会共同碰撞出一些崭新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跟跟我们书店跟我此刻做的事情有某种相关性。

我们同时还想完成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Logo里说得非常清楚:我们阅读世界。我觉得过去十年里面,一种双重的趋势正在形成。一种趋势是: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世界之中,从巴黎的商场到非洲的矿区,到洛杉矶的住宅区,中国的力量在向世界各地涌去,但同时另一种趋势也在发生:中国内在的封闭性反而在增强了,我觉得中国社会正在对世界失去它原本应该有的好奇心,我们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自我封闭式的文化,某种意义上有这个趋势这也是我们试图想对抗的。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了解他人的痛苦和悲伤,才能够对自身产生新的理解,我觉得对我来说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有点像自我束缚的一个社会,同时焦灼于自己为什么被自我束缚。

我想整个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好,跟整个中国巨大的国家形象也好,都正在陷入巨大的身份的焦虑。这个身份的焦虑背后是一个整个个人的和社会的意义系统的缺乏有关系,怎么样去重构这个社会的意义系统,变成了此刻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里面,机械化往往会成为我们思维的最重要特征,人在机械化思维之后,人们就变成了一个说明书式的人生,而说明书每个程序需要信息来填补,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深入的交流反而变得更加困难了,大家会着迷于所有的表象的这种交流信息式的解答,但所有内在的渴望和感受反而完全被遗忘和忽略掉了。我想这是你们每个人在用微信的时候最强烈的感受,尤其你们用微信,或者你在谈论这些信息革命的时候,就像吃了大量的炸薯条,似乎满足了饥饿感,但其实什么也没有满足。

沉默、留白、暧昧和漂移不定,我觉得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它们无法被清晰的表达,它们甚至可能仅仅可以留给自己,因为最本质的交流你只能跟自己发生。所以,我讲这一切看起来都是一个反讽。

有时候我在想,可能一本书或一个空间,一场谈话,如果能让在座的某一些人陷入了沉默,那一刻他什么也不做,就是沉默,我相信可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你们来这儿的年轻人都是非常好奇的年轻人,对许多事物很好奇,我觉得过去几年以来可能中国的知识界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我们讲了大量的怎么去建立一个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怎么样去寻求公正,但很少有人讲,一个好的社会是建立在一个有内心生活的社会。我从来不相信,没有内心生活的个体,不管他们多么懂那些表面的原则,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个他们值得生活的社会。

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好像都挂在了身体外面,因为你没有自己内在的空间,所以你被不断的各种涌来的信息的灰尘也好,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侵蚀,然后让你不断的陷入各种躁动不安。

你们能为自己创造一个空间吗?那个空间是沉默的,是镇定的,是有自身标准的,是自得其乐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想了那么多事情,最终要我们回到的一点,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成为一个自足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