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何伟,美国作家,英文名Peter Hessler,曾经是《纽约客》驻北京通讯记者。何伟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修习英语文学,1996年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来到中国,先后出版《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中国纪实三部曲,现居埃及。

奇石

2014-09-07上海
现在的中国有好多人,他们在物质上可能差不多已经足够了,但是他们现在想,我们的国家在哪儿,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这样反思的任务真的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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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

何伟 2014-09-07

我来之前,我老婆问我,你在中国要过中秋节,你要吃月饼。我说我可能还要吃面条、饺子,还有川菜,因为我们现在住在埃及的开罗,我们特别想念中餐,但是我们住的地方附近都没有什么好的中餐。

在开罗的南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川菜饭馆,但是很难去,因为坐出租车很麻烦,特别是如果你有小孩。我们有两个四岁的孩子,要放儿童座椅在出租车上很麻烦,所以今年我们买了一辆车,那时候我说我买车是因为在埃及研究要用,但实际上,我们专门买了车是因为要吃川菜(笑声)。

不好意思,我是刚从埃及来的。在埃及我很少说汉语,所以现在我忘了好多,因为我跟老婆也学习阿拉伯语,所以有的时候,我说的汉语有点混乱,会有一些阿拉伯语的词也一起冒出来的,所以真的不好意思。

今天我要说一些关于我的新书《奇石》,这本书收集了我近年来写的一些报道和文章。你们知道,在中国的时候,我写了个三部曲:《寻路中国》《甲骨文》和《江城》,但是实际上,每一本书的开始也是为了《纽约客》杂志写文章,这是我写作事业的基本重点所在。

《奇石》收集了我最喜欢的故事和文章。在这本书的前言,我还写了关于我自己的背景,和一部分我所接受的教育。我小的时候是在美国的密苏里州长大的,密苏里州在美国的中部,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地方。

我小时候对国外的事情不感兴趣,特别是中国,如果那时候你问我,中国大陆和日本和台湾有什么分别,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没有学过什么外语,实际上我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没有护照,也没出过国。

但我的父亲是个社会学家,他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在工作的时候也采访过好多人。他是特别爱说话的一个人,很会讲故事,他对什么人都感兴趣的,不管你是工人,还是地位高的人,他都跟他们交流。

我有的时候也跟他一起工作。我现在要读一下前言,写到关于我的父亲在我的童年时期的部分:“只要父亲和我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无事可做,比如一个车站,还是旅馆,还是什么没有人的地方,他就会随机选择某个人,问我在这个人身上是否观察到什么,他穿着有趣吗,他走路的姿势如何,你觉得他是做什么的,他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他是要提高我的观察力,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总是这样做。而他这种习惯也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学的,我父亲是匹兹堡大学的博士,他60年代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名字叫Peter New,这个人特别受学生爱戴,因为他是个观察力特别强、特别会讲故事的一个人。实际上我的名字Peter,也取自于这个Peter New。

这是Peter New的一张照片。我在左边,中间是Peter New,他抱着的是我的妹妹。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中国人,他的汉语名字叫牛康民,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在上海长大的,但是高中的时候去了美国,读了书,他也是在美国上的大学,达特茅斯大学。

所以他说话跟美国人是一样的,他那时候是美国公民,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美国,因为这是六七十年代,他不能回中国。他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只知道,他是父亲的老师。

我要读一些我的书里关于Peter New 牛康民的片段:“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叫人难忘,他身高超过一米八,肩宽肚圆,脑袋硕大,脸庞圆如一个月饼,除了喜欢观察人,他还发明了一种方法,他把这个方法叫creative bumbling,你可以说「创造性口吃」(笑声),只要牛康民感到需要完成什么东西时,比如搞定交通警察,在拥挤的餐馆要找座位,他就会立马变成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他说话就口音好重,说得不清楚,他变成一个真的中国人,一个真的外国人,而人们无一例外会尽量安抚这位满脸惶惑、词不达意的中国人,以免节外生枝。”

牛康民的嗓门洪亮,他很喜欢讲故事,他的幽默感特别好,跟我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爱说话、爱观察的人,即便远离故土,他也能四处为家,所以这是我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

从小我就觉得中国人身材魁梧,无所不能。我觉得他们都是个子好高,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其他的中国人,就是他一个人,他就是代表全中国了。只要我听到「上海」这个词,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充满巨人的城市画面。

牛康民在1985年去世了,那时候我15岁,还小,还没有对中国感兴趣,所以我没有一次跟他谈过中国。他也跟我的父亲简单说过,他说,我是上海长大的,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医生,但是他没说得很详细。

近几年来,我对他的故事开始感兴趣了,所以我看他的背景,实际上是特别有意思的。他的爷爷叫牛尚周,1872年,他的爷爷是清政府派去美国读书的,就是这张图里最右边的小孩。

那时候清政府有一个工程,叫幼童留学计划,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中国要发展,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所以他们派了130多个小孩儿,派了好多去美国的名牌学校。

他的爷爷去的是埃克塞特,一个很有名的寄宿学校。他们大概是在美国待了可能接近15年的时候,然后要回中国帮助建设国家了,但那是在清朝末年,他们有好多问题,所以这个工程后来被停办了,所以他回到了上海。

有人说,这个工程没有成功,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影响特别大。近几年来,有个美国作家写了一本关于这些孩子们的书。你可以看,这本书的封面用的是一样的照片,牛尚周也是在最右边。

然后牛尚周的儿子也去了国外学习,因为他的爸爸有留学经验,所以他去了哈佛大学。然后他回了上海当医生,跟他的弟弟一起。他们在上海有一个私人医院,比较重要的一个医院。

这是牛康民的爸爸,他叫牛惠生。他坐在中间,因为他那时候是中华医学会会长,这是在1932年,他们以前这个医院还在,我昨天拍这张照片的,这是在岳阳路,现在是一个文物保护建筑,但是没有人用了。

但是奇怪的是,我小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有这个历史。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拍的照片,我在左边,可以看到牛康民在我父亲后面,他在1985年突然死了,所以实际上他对我了解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我没有跟他说过话。

我27岁去的中国,也是27岁开始学习汉语的,但是我觉得,他给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老师,他的观察力和他的角度,对我特别有影响。因为我知道他的角度,不是简单的角度,不能说他的角度完全是美国的,还是完全是中国的,因为他有一些文化是中国来的,有一些是美国来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思想是比较灵活的,比较有弹性的。

我觉得,他的创造性口吃对我也有影响,特别是我到涪陵的时候,那时我真的是有点傻,因为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然后我也是,有的时候变成一个外国人,我跟人采访,这是一个好处,就是说,对不起,我不懂啊,你可以再告诉我,你可以再说一下。这很自然,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有好多人很有耐心,如果你是个外国人,如果你还是作家,就更有耐心。

我在美国有一个老师叫John Mcphee,他是美国特别有名的一个非虚构写作者。实际上他也是用这个方法,他跟人采访的时候,有时候会问他们一样的问题,第三次第四次,但是每一次他们回答他可以发现新的东西,新的细节。

所以我也是用这个方法。我在中国比较喜欢采访的是农民,还有工人,比较普通的老百姓,因为我可以跟他们讲好长时间,他们很有耐心。有的时候他们困惑了,他们会问我说,你真的有工作吗?(笑声)

我去浙江写《寻路中国》的时候,我写了特别简单特别小的一个工厂,可能只有十几个工人。我去了好多次好多次,我想我可能研究了一共有超过两年的时间。他们有时候问我,你还没有写文章吗?我们是那么差的一个工厂,你为什么对我们感兴趣呢?我觉得他们也在想,他们是好差的一个工厂,我可能是好差的一个记者(笑声)。

但是他们还是有耐心。在浙江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有的时候他们怕我是一个间谍,其实不是什么「间谍」啦,就是要做同样生意的竞争对手派来的。所以我也经常给他们一些证据,比方说你可以看我写了这篇文章,或者一本什么书,在中国的网站什么的。但是大部分在中国的时候,这些普通人对我都是特别有耐心的。

我现在在埃及,也是用一样的方法。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垃圾清理工,我刚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文盲,但是特别聪明,观察力特别强,他知道什么人都扔什么东西。

有一次他告诉我,那个人很有钱,因为他在银行有四百万四十四美金存款。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有四百万四十四美金,他说,因为他扔了银行来的信,bank statement,所以他知道他有多少钱。

我在中国待了超过十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写《寻路中国》,我那时觉得中国的生活已经特别好了,工作也好,我也很满意了。但是我跟老婆一样,我们觉得我们不要待一个地方太久了,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怕我们可能会有点迟钝。

因为我觉得,不管你是一个作家,记者,还是非虚构作家,最重要是你的角度。你要重视你的角度,有人说,在美国,如果你是美国人你有美国人的角度,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角度,不管是男人,还是黑人,都有自己的角度。

但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你的角度是跟你的教育有关系的。你可以改变你的教育,你可以学习新的东西,或是去新的地方。这对记者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离开了中国。

我们是在2007年走的,可实际上,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特别好的事情,因为我也是在离开美国之后,才写了好多关于美国的文章。我在美国的时候,看人的角度也有一部分是从中国来的,而不是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后来在埃及也是一样。

我向牛康民学过好多研究的方法,采访的方法,他对我的长期思想有影响。特别是看他的爷爷,因为我们现在说改革开放,中国和世界有什么交流,那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交流跟美国、跟国外的交流是从很早就开始的。

刚才看到照片里的孩子,我感觉很激动。你可以看到,他有点害怕,他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他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人,但是到现在还有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交流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

清代的时候,他们被派出去的目标是帮助中国,但是他也帮助了美国,因为他的后代也在给美国人教书。我父亲和好多美国同学,他们都特别崇拜这个老师,因为那时候只有130个人,特别少。

但是近几年来,好多中国学生去美国,好多美国人来中国读书,也有人跟我一样的和平队的志愿者,还有好多人来中国工作,所以我觉得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是特别难预测的,但是这一定可以提高我们的互相了解。

所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可能我一段时间在美国待了,然后在埃及待。如果我回来中国,因为我跟彤禾我们可能是以后还要住中国,我觉得有新的角度了。

但是近几年来,我觉得,每一次回来我觉得中国的变化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写《江城》和《甲骨文》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以后可能没有什么中国读者,因为一般来说的话,一个外国人写的东西,一般的中国的读者我觉得不是太欢迎,他们会说,外国人可能是批评我们,或者他取笑我们,所以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寻路中国》。

那时候我觉得,这些书可能没有什么读者,但我还是要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我写完总有一些人可能要看,但是大部分中国人我觉得不会感兴趣。所以我后来特别惊讶,不少中国读者告诉我,这是因为你的角度跟其他的外国记者、作者不一样。

但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不是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改变了,我觉得是他们自信了,可以看这样的书,他们知道外国人不是批评他们,不是取笑他们,也开始对其他的角度感兴趣,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变化。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涪陵的时候,我觉得身边一般认识的人,很少会回顾和反思,很少想身外之事,比如他们的生命、身体、生活,还有自己的城市,我觉得这很自然,因为有好多东西都改变了,生活压力也是挺大的。

但是现在的中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有好多人,他们在物质上可能差不多已经足够了,但是他们现在想,我们的国家在哪儿,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所以他们有这样反思的思想,这个任务真的特别重要。

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国记者和组织对非虚构写作感兴趣,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愉快的,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对自己的社会比较感兴趣,开始反思。所以我对未来的中国记者和组织抱有期待,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比我深得多,他们的汉语水平也比我高多了,他们也可以很自然地与人交流,所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特别想看未来的这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