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舒潘天舒,人类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现任教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文化人类学专业,专注于医学人类学、商业与技术人类学等研究方向。

用猎奇的心态凝视自己

2013-10-20上海
我想,当我们用这样猎奇的心态来看自己的文化,看自己这个自身的话,也许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崛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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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猎奇的心态凝视自己

潘天舒 2013-10-20

到这个平台来分享我学习人类学,最后成为吃人类学这碗饭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大学的老师,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么昨天晚上,我和一席开这个预备会的时候呢,非常有幸碰到了刚刚的一位配音的专家,姜先生,姜广涛先生,然后无意中回忆起我其实也差一点成为配音演员,就是我在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非常有幸和一些在姜广涛先生认为,已经是神仙级的人物,跟他们在一起配了。但是呢,很不巧,我发育之后,我的声音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说觉得我今天讲的东西,还有些意思的时候,肯定不是因为我的演技,不是因为我的声音,可能我讲的一些东西还是比较有趣的。所以当我这个声音变得,当时变声变得不男不女之后,非常糟糕,所以只能选择,但是我猎奇的心态一直有。

因为当时在这个配音的时候,其实是属于传统的那种方式,上海电影译制厂,在一些著名的配音演员配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小孩子,就喊几声就可以了,但是呢,我特别好奇,好奇是什么呢?那些电影里头出现异域的文化,和一些老外说的这个话,总觉得当时一种本能觉得,我最好还是学会他们说的这个话。

那么也正因为我去了这个之后呢,学了英语,非常侥幸地在三年级的时候,到英国的利兹大学,去学习英美语言文学,那么学了英美语言文学,在那边待一年的时候呢,觉得文学这东西可能还不是我最喜欢的,而文化才是最有意思的。

为什么这些英国人对咱中国人有那么多的偏见?为什么?其实80年代的英国已经变化得很厉害,为什么当时我出去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包括我自己想象英国,还把它想象成是有很多绅士啊,什么伦敦还是雾都啊,结果我去了伦敦的话,没有一天是有雾的。

所以呢,这段经历让我觉得我要寻找一个学科,能够回答我这些看起来比较肤浅的问题。那么我就开始了我的一个人类学之旅。那么今天呢我想先从一个故事开始说起,两年前这个8月非常炎热,到美国的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去开一个学术的会议,是一个工作坊。

然后呢,中间我机场下来之后非常疲惫,然后就打了个车,但是呢这个出租车的司机兴致很高,看我,估计中国人好像还不多,朝那个方向去,他就说,哎,这个天气你来圣路易斯做什么?我说我来开一个研讨会。什么学科?我说人类学。然后他说,嘿,我知道人类学anthropology, Margaret Mead。

哦,我一想,哎呦了不得啊,那么她最有名的一部著作呢就是,可能在座有很多观众也都知道了,就是《萨摩亚人的成年》,就是她是针对美国20年代出现的青少年的一个问题,但是她用非常猎奇的心态去看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呢,就是在南太平洋岛的Samoa萨摩亚,然后她去用了,与当地的少女打成一片。

大家可以看右边的这张照片,她穿得跟当地人一样,去了解她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就看看为什么萨摩亚的青少年并不存在美国当时社会变迁的时候所存在的这些问题。那么她的这部作品在一夜之间成了美国畅销书,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据我的统计,没有一个人类学家写的这个作品是超过她的那本书。

甚至于她的影响,已经影响到了美国育儿的文化,包括小儿大夫。美国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Spock大夫,写的这个育儿的教育的里头都受到了她的影响。《时代周刊》可能还把她评为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三个女性。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我们知道的更多了右边的这本书《菊花与刀》,看到的人非常多。那么这个人呢,应该是米德的师姐,用咱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师姐,或者说是具有亲密关系的师姐,随便大家去猜吧,她们的后代都已经承认了她们的这种亲密关系,她的作用可能更大。

她写的这本《菊花与刀》呢,是美国占领日本的时候,几乎包括麦克阿瑟之类都看的,这样一本了解日本国民性格的一本书。据基本上很可靠的资料说,麦克阿瑟还问过她,这个,我想把日本的皇室给毁了、取消了。但是呢,Ruth Benedict给了非常否定的回答,她说不能这么做。

所以说呢,那么我讲今天开头讲这两个事儿呢,就想说这个人类学在它最辉煌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公众几乎家喻户晓。这个学科在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都想到的时候,就能把这些人的名字说出来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美国这个国家崛起的时候。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不过呢,到了60年代,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事儿,是大家也知道这本书完成的时候,是美国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那就是称为「美国世纪」的一个高峰的时候,人类学呢,从它的公共性来说,到达了顶点。但是呢,我自己开始人类学之旅的时候,这是90年代,1993年。当然运气很好,进了哈佛大学。

但同时呢,我也有一个疑问,一个什么疑问呢?人类学的确在美国已经很成功了,但同时呢,这个人类学内部非常细化,也就是说人类学又有很多的分支的学科,在每一个分支学科里又有不同的理论派别,不同的理论派别呢,互相之间又不认识。所以呢,离开它本意,离开这个米德和Benedict曾经创造的那个奇迹,似乎成了遥远的回忆,这其实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当然了,我也非常有幸遇到了对我来说非常,可能是最重要的,在我求学的时候,对我最重要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非常有意思,你看这张照片,我觉得他在看着我。那么我在读人类学的这个过程,是整个90年代,应该说也是中国开始崛起的过程。

虽然呢我的这个老师跟我说,要忘掉中国,后来我就一直在体味他为什么要我忘掉中国,其实根本没有忘掉中国。为什么呢?他自己的研究就绝对没有忘掉中国。

这里是两张照片,标志着两个不同的研究阶段,他在研究的、用人类学的方法,左边的这一张绝对是经典了,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珠江三角洲,当然是香港那一边。当时这个James Waston,可以说他心里头是红卫兵,急着想到中国大陆,是由于冷战,他也进不来。所以呢,他就只能选择香港的、英国人统治的新界,离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个文族。

文(发音)广东人叫Man,他在这个文族里头来研究这个祭祖。那这张照片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田野瞬间,同时呢几乎我找不出真正的还在做祭祖的照片里头,有这样一个完整的祭祖的这个形式。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在这个祭祖开始的时候,隔着一条深圳河,另一边人民公社还在放着激昂的这个革命战斗的歌曲。

那么右边的这一张是James Waston,其实已经功成名就已经成了哈佛的大教授,但是在90年代的早期,那个麦当劳的店开到了香港的这个乡村的一些乡镇上,然后当地的青少年,当地的小孩,欣喜若狂地把他拉到了这个他一直认为是垃圾食品的一个门店里头。他开始想不通为什么。

他一直研究了20年,当时是20年,现在他已经差不多要40年了,一直研究了20多年的这些人,这些广东啊香港人,一直以为自己做的和吃的是全世界最好的菜,居然能够为美国的一个垃圾食品的,这个麦当劳的店开的欣喜若狂。那么他就觉的这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由于他的右边的这个研究使得他获得了更多的声誉。

所以呢,我的这个老师的,对我的这样的一个启发,也就是说人类学可以做很多事情。2006年我正式在复旦大学开始工作,那么我就要做一个把这个学科,怎么用我的方法来重构。因为由于中国非常特殊的情况,人类学呢基本上是以民族学啊、考古学啊,或者体制人类学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存在。

那么我做的这个里头呢,是在社会学里的二级学科,那么从我老师这得到的一个启发呢,我就开始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比如说研究青年文化,复旦大学青年文化,这个是和微软中国开始做,那么完全是用一种猎奇的眼光,来看我们已经觉得非常熟悉的生活,这个难上加难。

这个是和因特尔合作的,就是中国农村的ICT,信息流动的这个研究;我也研究了生产垃圾食品的这些,在这个台湾香港的社会工作者,称为是「麦工」,英语里头呢,这些人是做McJob。所以都是做了一些用尽可能的一种猎奇的眼光,但是来看自己非常熟悉的这个文化,也非常有乐趣。

前面做的这些东西呢,可以说是满足了我自己的一种对美国人类学过度专业化,不光是美国人类学,可以说是欧美的人类学过度专业化、过度孤芳自赏,成为一种智力游戏的不满,就是宣泄,我是通过做这些项目,尽可能把这个理论和这个应用,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

当然我们还要关注的是生老病死,人类学的终极目标我一直认为是想理解,是用我们的这个方法和视角,来知道人之所以为人。

这里呢就有我第二位老师,我读书的时候,他是在我的委员会里最严格的一位导师,他非常支持我回来。这个也可以说,支持的其中有一个成果,就是和我一起有个研究中心,我们目前出了这三本《疾痛的故事》、《道德的重量》和《全球药物》,这个都是他的作品。

那么我想说的,我回来以后,今后这个人类学,我要做的有意义,可能对在座也有一定的启发,就是说说这三个人。最左边的一个人,就是我目前的一个合作者Arthur Kleinman,他的中文名字叫凯博文,可能他的作品在台湾、香港和大陆,以不同的方式翻译得最多,不过呢他在美国,这点我不大满意,但是没办法。

在美国他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但是在美国已经成为公众人物的人,是右边两个,大家能认出来吗?中间那一个肯定可以认出来Jim Yong Kim,他前不久还访问过上海,我们的市长接待过他的,是世行行长;右边那一个是他的哥们,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的一个,Paul Farmer。

之所以Jim Yong Kim能够做世行行长,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必须要追到这个Paul Farmer和他建立的一个叫Partners in Health,健康伙伴组织。那么这个健康伙伴组织呢,其实是做一些不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刚刚这个毛先生说Why not?Why not的话,他们的一个回答就是,想在世界上最乱最穷的国家,建最好的医院。

那么如果他们不学人类学的话,这两个人不学人类学的话,大概他们的轨迹会是什么呢?就是读医学院。美国读了医学院以后,尤其是哈佛医学院,当你一读之后,你的人生基本上是定了,你就是中上层的阶级,你的职业,可能你的生活会很繁忙,但是你的生活的富足是没有问题。

但是他读了人类学之后呢,其实是自讨苦吃,换句话说,他们开那个医院,有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开的,有很多时候甚至于利用各种关系,带着最廉价的药品到海地卢旺达,那些最乱的国家,秘鲁,就是艾滋病、肺结核肆虐的地方,其实这个情形比我们国家最穷的地方都要糟糕得多。但是呢,奇迹发生了,就是,他们成功了,不是一个简单的钱的问题。

这个司机是我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去哈佛开会,然后呢顺便去拜访这个Paul Farmer,他那个Partners in Health其中在波士顿的一个办公室。然后就在这个出租车里头呢,跟我同行的还有一位教授,是华人教授,所以我们是用中文说的,但是用中文的时候呢,我说了这个英语的名字,比如说Paul Farmer、Jim Yong Kim,然后又说了Partners in Health这些词,用了。

所以这个原籍是海地的司机,突然听到了非常兴奋,他就问我,你说的是哪个Paul Farmer?你是不是要到那里去?就是他给发票的时候,他在发票的反面写了,就是写了祝福Paul Farmer的话。

最后可以说一下八卦,那么因为是,他做这个Partners in Health其实是这两个人,右边的两个人,最早的发起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名人,他们并不知道,甚至于中间的这个Jim Yong Kim,他肯定还不大会知道,会成为世行的行长,最终可以走到世行行长这一条路。

那么右边的这张照片呢,是奥巴马总统,这个宣布Jim Yong Kim成为了世行的行长,在白宫门前。那么左边这本书大家知道吗?左边这本书里头那个女的是谁,知道吗?她是一位人类学家。所以我觉得,而且不但是位人类学家,这个人类学家是奥巴马的母亲。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提名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争议,对于人类学,是不是能够回到米德和Benedict那个时代,能够走入公共,变得更加公共,更加前瞻性,更加植根性,其实可能是一件好的事情。

尤其是目前这个Jim Yong Kim,他能够他把疾病看成是这个贫困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他决定在2030年以前,把全世界的贫困率降到3%。这个人类学家很少下这样的一个决心,但是呢可能还是至少给我们一种希望,听上去像白日梦。

但是呢我觉得世行行长在做的话,实现白日梦或者说实现奥巴马母亲想实现的那个梦想,可能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奥巴马的母亲,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印度尼西亚一个非常贫困的山村,在帮助当地做一个产业。

而我最后我想结束,再说一下猎奇的事情,这两个可能在很专业的人类学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语境里头呢,经常是拿来作为提醒人类学家:你注意你就不能犯的这个错误。

左边呢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漫画家画的一个漫画,讽刺人类学家的一个漫画:当人类学家到了这个山村的时候,被研究的土著者呢,马上把这些现代化的东西藏起来,然后呢表演给他们看,就是你要看的,你要猎奇的东西。换句话来说呢,他们早就知道这种gaze、这种凝视,人类学家这个猎奇的这种凝视,可能意味着是什么?

那么右边的这一幅呢,是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曾经在70年代,我们全国上下都批判的一个所谓的反华电影,那现在是不是了,安东尼奥尼,意大利的这个著名的导演和制片人,拍的一部叫《中国》。

你可以想象,安东尼奥尼当时70年代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这个镜头是如此的好奇、如此的猎奇,是吧?他充分用足了给他的有限的时间,在有限的空间,捕捉到了中国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到也是在凝视,是不是?也在凝望。其实在这个电影里头,你可以看到中国人也在猎奇,他其实看着安东尼奥尼穿着奇装异服也是挺好玩的,对不对?

那么我想,当我们用这样猎奇的心态来看自己的文化,看自己这个自身的话,也许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崛起的时候。

那么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说一下,其实这道题目还是我们考研的题目,(笑声)我道歉,这个道歉,我剽窃了我的同事,纳日碧力戈教授,蒙古族,纳日碧力戈教授呢,他就说过一句话叫,人类学的知识,或者说人类学的常识,在中国普及之时,就是国民素质提高之日。

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