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军独立导演耿军,19岁怀揣600块来到北京,26岁开始拍电影。19年,6部独立电影,入围鹿特丹、罗马等多个国际电影节,作品《锤子镰刀都休息》获得了第5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

便衣导演

2015-06-27深圳
我的电影都是表现这个时代里边的失败者,我也是一个失败者,我可能这辈子都不是一个成功者。我聊的是自己人生的一段轨迹,这个东西不是正能量,我也不希望这是鸡血,如果有可能的话会是一块血豆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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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导演

耿军 2015-06-27

跟图说的一样,做导演,无论你是高矮胖瘦就都会很受伤的。我是耿军,是一个导演,是拍独立电影的。

独立电影可能要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独立电影它不在院线里放,很多人没看过。独立电影它里边,就是有大部分是描绘现实的,完了还有一部分是艺术探索的。这些电影就是大家只要想看的话都能找到。在院线电影不怎么描绘现实的现在,独立电影做了一个特别好的补充。

成为导演之前,其实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因为我是70后嘛,那个时候大家喜欢看武侠小说,就是男生看武侠,女生看言情嘛。就是琼瑶和那个金庸啊,什么这些人就在那个时代是最受我们追捧的。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跟我的一个同学叫李正民,我们一起写过武侠小说。中学的时候写武侠小说怎么写呢,形成了一个互相刁难的局面。两个人写嘛,就是拿新华字典,翻到哪一页的第一个字,谁就拿这个字开头。李正民他有的时候,他的运气好就会赶上“一”字,像“一席”的“一”字。他就可以这么开头,他说,“一杯酒下去之后,这个侠客站了起来。”完了如果我赶上“席”字的话,我可能就要绞尽脑汁,就“席地而坐,两个人开始发功”啊什么的,就类似于这样的胡编乱造吧,差不多写了三 四本稿纸。完了到后来,两人就是已经形成了折磨嘛,因为新华字典你们知道,它有差不多一千多页。你也不知道哪一页翻出来第一个字是哪个字,到后来就不写了。

我中学读完之后呢,就是上中专嘛。上完中学上中专,就是没有去读高中也没有参加过高考,就是相当于幸运儿吧。中专在我们那儿其实是特别容易考的,只要你报。因为我们那个中专叫粮食中专,那个里边一共两个重点科目,一个是财会,一个叫油脂检查,就是检查大豆油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那一届,93年那一届,就有俄语专业。因为我的家乡黑龙江鹤岗紧挨着俄罗斯,93年的时候其实对俄贸易还不错。我们就想把俄语学好,完了去边境做贸易。你知道俄罗斯的姑娘是特别漂亮的,我当时就打了这个念头,完了周围的姑娘其实都不放在眼里,我说我是要去俄罗斯的。但是到95年,就中专嘛,特别简单,就两年就毕业了。95年对俄贸易就不好了,我们那个就所有的同学,我是学了差不多三、四名,最好的也没用上。

毕业了19岁,中专毕业19岁,就变成了一个无业青年或者叫待业青年。因为虽然我们家生活在煤矿。但是,那个没有人在煤矿上班,因为煤矿太危险了嘛。虽然我是兄弟两个人,但是家里边人我父母到了鹤岗之后,就没有在煤矿上过班。搞副业就是养鸡卖鸡蛋来维持这个家庭,19岁正好是叛逆期。就是我爸说你再中专完了之后上个大专,大专再专升个本,你也算一个就是有文凭的人。我那个时候其实口才就已经还可以了,就可以跟家里边的人对着说一会儿了。

我说那个有文凭也不相当于有文化,完了我爸想了一想,他说,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反驳你,反正你照样办吧。你要是不想花家里边人的钱去上学的话,也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就是会省钱嘛,完了我真的就没有花家里边的钱继续上学。完了就文学青年嘛,上中专的时候,我们班级里面有一个文学特别好的。这个同学叫曲宪利,在我们读武侠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看《废都》了。废都大家知道是贾平凹先生的一本特别有名的小说,里边有很多方块,就是省略很多字啊什么的。这本书他看完之后就在我们班里边开始流传。

因为十七八岁拿那本书当黄色小说来看嘛,但它确实也挺黄的,就是我们班级里边,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谁要是没看过《废都》就是相当于落后嘛。所以男生女生基本上把那本书都看了,就看上瘾了。我就办了一个图书证,去我们当地的图书馆借了陈忠实的那本《白鹿原》,专门找小娥的部分看。

我们文学的兴趣是这么培养起来的,那时候当然也读了刘震云啊,余华啊,王朔啊,刘毅然啊,完了其实还有一本特别重要,就是刘恒老师的《菊豆》。那是本剧本集,里边有《本命年》,有《秋菊打官司》,还有他编路遥的一个电视剧,看了那本书之后其实就是知道剧本是一个大概一个什么模样。你们知道就是一个中专生对剧本感兴趣,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那个时候电影票价特别人性化,5毛,1块,2块,我们就在电影院里边看了很多电影。就是《红高粱》啊,《霸王别姬》啊什么,包括国外的电影,还有香港的那些电影,什么都是在我们当地的电影院里看的。那个时候就觉得,除了民族英雄,还有科学家,完了就属导演厉害了。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就虽然那个世界只是在那个荧幕里面嘛。那个时候就是会感觉这个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儿,就不可琢磨。

因为对电影不了解,对它充满好奇,我就想,诶我是不是可以靠近这个东西。正好我弟弟和我最好的朋友张稀稀。他们是在美术班学画画嘛,完了他们的美术老师是一个特别魁梧,用我弟弟和张稀稀的话来说就是,他的脑袋就有点类似于一个油漆桶。因为他们男生对男老师充满了敌意,那个老师呢就是他只给女生做辅导,手把手的教啊。完了就开始报复老师,偷老师的颜料,偷老师的纸。我们当地的那个培训班,两个老师之间还互相斗,就是都要拿刀子去到对门,说你为什么抢我的学生。我一个月40块钱,你为什么降到35。

这样的事儿多了之后,我就写了个一个剧本叫《画圈》,就是画画的那个圈子,同时也是画一个圆圈。19岁的时候就开始,那个半夜在家里边写剧本,写完剧本之后就谋划着去北京。因为拍电影的都在北京嘛,但我又不能跟我爸说我要去北京。完了我就跟他讲我在这儿的情况,就是我想找一个工作,一天挣15块钱,一个月挣450。

那个时候是95年,我是找不到的。完了我们家养鸡呢有一千多只鸡,我爸我妈是可以打发的,就没问题。我又不想把养鸡场给扩大,完了我就说我去沈阳去找我的朋友杜春峰。杜春峰他爸是沈阳的一个包工头,在工地上,我说一天可以给我20块钱。他说那个,一个月能挣到六百吗,我说对啊一个月能挣六百,他说那你如果想去的话你就去呗。

沈阳也是一个省会城市,但是你得把你的长发剪掉。那个时候十八九岁留长发,因为听摇滚乐嘛,觉得自己是条汉子,完了走在走在大街上。我们那个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走在大街上,我们那儿的老混子就开始退役的那帮混子会说,“霍元甲来了”。完了他们其实是让路的,因为混子到40多岁的时候还没混起来,他是给新上来的混子让路的。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敞胸咧怀,就是留着长发,那时候洗发水其实已经有力士啊,海飞丝。但是还是有点贵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没有钱,那个是打绺的,拿我妈那个发卡给别上。其实我爸是很生气的,他说你听唐朝听黑豹,就呜嗷的这种音乐,你要把头发剪了我就给你这个路费钱,我去那个发廊就剪了一个郭富城的发型。

完了我爸就给了我六百块钱,我联系上那个要去北京搞摇滚乐的杜春峰。我就揣着剧本跟杜春峰在1996年的9月6号就去了北京了。其实那次去北京一共四个人,还有两个是被黑中介骗去北京当保安的,他们被骗了两千块钱。所以就我对中介到现在也怀着敌意吧,我们到了北京之后我就直接去了徐昂的母校,就中戏嘛。那个时候正好,夏雨刚拍完《西洋镜》,梁伯龙老师也见到了。我说我想请夏雨演我的剧本,我说梁老师你看看我的剧本,他说你要拍电影是吗。他说你应该去电影学院。

他说演员是这儿的,但是电影得去电影学院找老师。诶,我说那我就去电影学院吧,我就去电影学院。那个时候碰到了一个叫张丹,张丹老师他是教视听语言的,她也特别认真,她说我看一看你的剧本。她把我的剧本收了看完之后,她说你这个构不成剧本,里边有些情节还算生动,如果你要是喜欢电影的话,你可以来听我的课。我说,可以吗?她说可以啊。

你知道我在三环上在蓟门桥路过电影学院的时候,那时候门口站着戴大盖帽的,我以为是警察,我说,这么好的学校有警察把守是应该的。但我不知道是保安。

我就去听她的课,那个时候其实,到了北京要生存嘛,要挣到六百块钱或是几百块钱交房租啊什么的,就是做饺子推销员啊什么的,做宾馆服务员,做北京晚报的广告版的广告业务员,又做电视广告啊什么的,其实中间做了很多职业,其实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在北京什么都能见到。

我爸中途会劝我,他说你回来呗。他说家里边也挺好的,你在那能挣一千,在家里也能挣一千。我说我在家里边,可能会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可能会形成争吵啊,会互相看着不满意什么的。我说我在北京,完了我们还能形成思念。这么一思念就思念了很多年,他们已经渐渐地习惯了,就相当于有一个儿子给放走了。但是非常不争气就是我的弟弟,考完学之后去江苏教书,两个儿子都飞走了。

有点扯远了,这些在北京打工啊这些,其实我知道我跟电影是没有关系的。我也不会跟电影有关系但是特别有意思就是2000年到来了 。2000年到来什么意思?就是数码时代到来了,就DV来了。那个时候北京有一个叫实践社的组织。其实是一个沙龙组织,它在清华大学,盒子咖啡那个酒吧,里边有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有电影学院的本科生,完了还有电影爱好者组成的一个组织。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用DV拍作品,我们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就会有几个人用DV拍出来自己的作品,完了就在盒子咖啡放映。

我那个时候其实对电影的了解特别单一嘛,我不知道有实验电影。但是那些作者拍的都是实验电影,几分钟的那种。它不是叙事的,在台上放,完了之后导演坐到台上,翘着二郎腿,完了之后,挺牛逼的坐在那儿跟观众分享。我说你的电影都看不懂,你还牛逼哄哄地来介绍那电影。你都拍不明白,完了之后你去介绍你去。

我觉得这太失败了,我心里边特别不爽。其实我是对那个时候对实验电影不了解,我就觉得我可能用脚可能拍得都比他要好懂。因为对电影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就觉得好懂,是最重要的。我说得有故事,没有故事叫电影吗?

就这种不服气就导致了一直想弄一台DV机。但是DV那时候很贵有一万多。也弄不到。

2001年,北京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雪。那场雪大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在北三环,但我家在东四环,我租的房子在东四环,所有的交通全废掉了,我走着回去的,从夜里七点多走到夜里两点多,走到了东四环。那场大雪后没几天就吐血,大口大口的那种,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医院说你这个是肺结核,但是你不要怕,这个不传染,而且你吃药差不多半年就能恢复。

我查了一下,2002年肺结核的死亡率是20%,其实还挺高的,我就回家养病了。因为那个病要吃治肺结核的药,同时还要吃护肝和护肾的药,每天差不多吃三十片药。吃完药之后就特别渴,没有体力,我要想出门的话我要拎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桶,里面装满白开水。很绝望,在家里想,我靠,我26了,我要死了的话,我这辈子什么事都没干,也不算夭折,就是也没结婚,也没生孩子,就完蛋了。就看着街上的那些健康人,觉得特别难过。

但就在家里边住了两个月之后,我就觉得,临死之前应该拍一个东西。但是因为没有设备,我就可能要先写一个剧本。我想写一个短一点儿的,体力可以支撑,我就写了一个剧本叫《山楂》。现在这个是《散装日记》的海报。《山楂》因为拍得太烂了,现在我也不好意思说我还有个短片叫《山楂》。

我一直说《散装日记》是我继第一部处女作之后的又一部处女作。《山楂》那个片子其实是一个打工者去鹤岗打工,受排挤,他想报复,在报复的时候他又不敢了,那样的一个想走极端又不敢走的一个故事。我没有摄影机,我就打我们当地2002年特别火的一个广播节目,就中午点歌的那种,就我要跟谁好啊,我要跟小丽好,我要给她点一首《伤心太平洋》,我要祝小强生日快乐,我要给他点一首《粉红色的回忆》什么的,那样的一个节目。我给那个节目打电话,我说我要招摄影师,我说我要拍一个电影短片。

那个城市有人说要拍电影短片,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事。不到五分钟,就有两个拍婚礼录像的给我回了电话,他说我们有DV机,我们有摄影师,我们可以见面。于是,一胖一瘦两个婚礼录像就出现在我面前。

我当时提溜着一个五斤的一个大水桶,演员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其实后来他们又演了我很多片子,里边有个女演员,我们的中专同学,是我们班里边长得比较漂亮的,我给她打电话,我说我要拍个片子,我说我希望你过来帮忙,她知道我得了肺结核,她说你去医院还用我去吗,她以为我要拍一个胸透。

这个女生来到了现场,她知道我要跟她演一对夫妻,她也是男孩性格,喜欢乔丹啊什么的。我们拍了一周的时间就拍完了,之后病也好了,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养病,拍片,做后期。这个短片可能花了接近两千块钱吧,我就回到了北京,我说先给我这帮文艺青年朋友们看,他们看完片子之后就说,你这个要内容没内容,要形式没形式,里边的主人公性格不立体,细节不可信。就是,相当于摧毁性的,你知道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听到这种话是非常难过的。

我一难过,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排解方式,就是坐北京三环上的300路。我一般去终点站坐,因为它可以有座。我坐在最后一排,戴上耳机听广播。就这样在三环绕,排解我的郁闷。我觉得我不能就不干了,既然我拍得这么差,我是不是能再拍能比这稍微好一点儿。

当年年底的时候,我又写了一个剧本。费穆有个电影叫《小城之春》,我在它后面加了个字:《小城之春梦》。完了我在网上借了一个DV机,我要回家去完成我这个长片。其实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剧本写大了。写大了的意思就是执行不了,拍不了,完不成,我拍了一天就不拍了,我知道这个剧本写得太大了,我控制不了,我也不能借一个DV机回来完了又不拍,过年又拿回去,那样的话特别不爷们儿。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么好的一个机器。

那个时候,DV机差不多一万五千块钱吧,用磁带的。大年初二的时候我就和几个朋友一起聊天,侃大山,扯犊子,聊了几个故事,四个故事,一个结尾,初二的时候聊天,初三下午我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就是这个《散装日记》,它是几个青年面对他们的生活的那种尴尬的窘境,也比较荒诞,用喜剧的方式来呈现。

拍完这个其实是03年非典那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论坛,叫首届DV影像论坛,这个短片就得了一个优秀奖。你知道就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在电影那个那么庞大的一个体系面前得了一个奖,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强心剂,我就一鼓作气又写了一个剧本,那个剧本就是《烧烤》,它是北京晨报上的一个两百字左右的一个新闻,两个来京务工的男青年,年底没有钱,无法体面地回家,他们把一个陪聊女给绑架了,但是他们绑架的这个人也没有钱,在一周左右的相处里边,其中一个绑匪爱上了这个陪聊女。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太刺激了,我就把这个写成了剧本。其实那个DV比赛的时候认识了电影学院的张献民老师,我就把这个剧本拿给他看,我说,你觉得这个可以吗,他说可以啊,他说这个特别适合你,因为它不需要太大的制作,它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边发生的故事,他说你可以完成。完了我就找了摇滚乐队的两个鼓手,其中一个是液氧罐头的打击乐手,另一个正在学,学打鼓的,袁立国,女演员是群头介绍的,叫李芳。

我们在北京郊区,石景山五里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一个朋友租的房子,一个小院里边拍了十八天吧,就拍完了。当时我身上有七千块钱,拍这个电影花了五千块钱。当时我的剪辑师,就是王耀治,正在给管虎剪电视剧,他一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他说你过来,咱俩剪你的片子,这样跟他差不多蹭了半年多机房,把《烧烤》剪完。剪完之后,因为看了上百遍,非常郁闷,我觉得我拍了一个特别闷的一个片,特别对不起观看它的观众的一个片,我的主演们跟我一致的表示,这片子太难看了,他说以后真的还是封存起来,也许能照顾到我们的脸面。

做完片子之后,北京现象工作室的万小刚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要放你的片子,在师大放,阶梯教室,差不多有两百多人,但是不知道能来多少,他说你愿意吗,我说你最好不要放吧,我说这片子太难看了。他说没事,我们看了不太闷。

那个时候不太了解,艺术电影其实挺闷的,好的电影都挺闷的,就是那些艺术造诣比较高的,品质比较高的电影都是闷的。那时候不太了解,我说那就放吧。我们就去北师大。当时两百多人的教室坐满了,过道里都是人。

03年那个时候,网络上很少能看到东西,一有什么消息大家都来了,我跟我的两个主演坐在第一排,没等放呢,我就上了三次厕所,每次都能尿出来,放的过程中就笑声一片一片的,我坐在那儿特别不自在,腿一直抖,我说,他们在嘲笑我,他们对剧情挑剔到嘲笑了。中间又上了四五趟,也是每次都能尿出来,就不是肾的问题,手心也一直在出汗。后来他们告诉我你电影不太闷,聚众看的时候还是挺有观赏效果的,里边有喜剧的元素。我说,是吗,完了我就跟我的主演聊天,放完电影喝了点酒,他说,老耿,咱们这电影啊,其实在家里边看闷,聚众看的时候没有那么闷,所以我们的片也没有那么差。

后来这电影入围了法国南特啊还有鹿特丹影展什么的,后来发行了DVD,卖了三、四万块钱吧,它是一个挣钱的电影,接下来就是青年,青年就是描述我家乡的事嘛,就是这些为了亲情友情爱情受伤、死亡啊什么的,这个电影其实是我最重要的电影,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我的经历,都是我身边的,同学的哥哥呀,或者我们家邻居,这几个青年。青年跟古代的马一样。马那个时候是武器,就是冲锋陷阵,或者奔驰在草原上,就是最壮烈的时候,我的海报也提示了,现在马在卡车上,青年在轮椅上,这样的一个困境吧。

这个电影其实陆陆续续做了两年半时间,拍完冬天拍夏天,回去剪辑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些戏不好,第二年又重拍,中间还在广告公司上班啊什么的。在做后期的时候特别恍惚,因为我要跟着我的剪辑师搬家,我跟一个幽灵一样跟着王耀治,他搬到哪儿,我就跟着住到哪儿,有的时候夜里工作,走道是扶着墙根的,我怕被车撞死,这个电影就没人能做完了。

《诗与病的旅程》是一个纪录片,是纪录我的好朋友张稀稀,因为得了抑郁症,后来抑郁症转化成精神分裂,是他的一段康复和创作之旅吧。《烧烤》、《青年》、《诗与病的旅程》,现实主义写实风格之后我又尝试了这种荒诞现实主义,《飞机》是其中一个,最新的就是这部《锤子镰刀都休息》。

我的电影都是表现这个时代里边的失败者这样的人群。失败者,是这个时代里边最大的人群,因为我也是一个失败者,我可能这辈子都不是一个成功者。我觉得那些成功者可能有电视去关注就可以了,有中央台去关注就可以了。我今天要说的,我希望不是一个什么经验之谈,我知道我聊的是我自己人生的一段轨迹,这个东西不是正能量,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反感正能量鸡汤的人,我也不希望这是鸡血,如果有可能的话可能会是一块血豆腐吧,负能量反而会更真实,它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现实,能搞明白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