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赞波独立纪录片导演,作者。代表作《天降》,《大路朝天》。《大路朝天》入选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台北国际书展上,《大路》获非虚构类写作大奖。

一台破摄像机打开的世界

2015-12-17北京
只要当我一看到火箭上天,就会想起那些生活在光辉的阴影里的人们。只要当我一经过那些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就会想起那些被迫迁移、住在窝棚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有那些将血汗洒在这条道路上的民工们。只要我忘不了像贵爹、欧婆婆这样的人眼睛里的无力和失望,我就没法放下我这台摄像机,我想它应该也跟我一样,没法对这个纷繁而坚硬的世界背过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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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破摄像机打开的世界

张赞波 2015-12-17

大家好,我叫张赞波,我是个拍记录片的,但是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它叫《大路》,这本书出来之后获得了一定的反响,我因此又获得了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作者。


我一直没有拿自己当一个导演或一个作家。这么多年来,我游离在体制之外,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我喜欢的就是在社会底层四处游荡,像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一样。但是跟其他流浪汉不太一样的是,我的手里头基本上会有这么一台摄像机。


懂摄像机的人肯定能看出来,这是个老古董了,现在已经是一个高清的时代,一个 4K 和 3D 的时代,像这种用磁带的老款的HDV 已经停产了,已经被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但是你别看它这么土里土气的样子,它还见过不少世面,它去过火箭残骸落区,进过 KTV 、洗脚城,它去过建筑工地和售楼大厅,它也去过煤矿和灾区,它还去过传销的窝点,拆迁的现场,驻京办、信访局,还有派出所。

 

2008 年 7 月 10 日,我去中关村花了三万多块钱买回了它,因为在六月底的时候我看到了湖南媒体的一篇报道,那篇报道有个奇怪的名字,“天上掉下这么大的把戏,还是小心点好”。“把戏”是一个湖南方言,指的是奇怪的东西。它讲的是在湖南省的绥宁县,一个有关于火箭残骸落区的故事。

什么叫火箭残骸落区,可能在座的各位不一定清楚,我给大家稍微来解释一下:在中国有三大的卫星发射中心——西昌、酒泉、太原,当火箭在这些卫星发射中心将卫星送上天之后,星箭会分离,而火箭的各个部位也会脱落成各种各样的残骸:助推器、发动机、整流罩、连接杆等等,都会掉落下来,掉到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区域,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区域是可以测算和设定的。


湖南省的绥宁县就有这样一个区域,它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火箭残骸落区之一,是一个长四十公里、宽二十公里的长方形区域,面积大概是七百平方公里,这个区域里面有十一个乡镇、一百六十个村、八个民族、十六万多的人口。从九十年代初至今,残骸就持续地降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给这个地方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害。而这篇报道,它报道的是 2008 年 6 月刚刚发射的一个广播电视卫星“中星 9 号”,它的火箭残骸掉落在此地的故事,而“中星 9 号”是为当时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的直播服务的。


我看了这篇文章,觉得非常吃惊,因为它颠覆了我之前的认识,我一直以为火箭残骸会降落在一个无人区,沙漠或者大海,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掉落在一片正常的有人区,而且这个区域是在我的家乡——绥宁,这个地方跟我的老家邵阳市属于同样的一个行政市。我在我的老家生活了将近有二十多年,对发生在身边的这件事情完全一无所知,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颠覆了我对真相的固有的看法。在吃惊之余,我的心底又涌出了非常强烈的好奇,我很想知道那样一个地方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况,人们怎样在那样的状况下生存。


没有踏上那片土地之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文学性的想象,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很魔幻——有一块地方它常年有这些危险的天外来客光顾,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动物、每一株植物、每一片田野和每一条河流,都有可能被这个天外来客所砸中,实际上也确实有生命因此而毙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它完全类似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或者卡尔维诺笔下那些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就很想去实地看一看,顺便把我的所见所闻拍下来。


这样我就去买回了这台摄像机,当时我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教书,闲暇之余写写剧本,写写影评和诗歌,谈谈恋爱,日子过得非常安稳。但是这样的一个突然到来的具有偶然性的决定,它就非常宿命性地改变了我今后的人生轨迹。在买回这台摄像机的一周之后,2008 年 7 月 16 号,我就带着它去了绥宁。


绥宁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然而现实远比想象的更加荒诞,也更加震撼。我看到被残骸砸坏的屋顶和田野,留下一个个巨大的破洞或者深坑,仿佛在诉说着那惊魂一刻。


有一个山上的村庄,它几乎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木板房,很多人的家里也一贫如洗,但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种火箭残骸,因为一到卫星上天,火箭降落,他们就会到山上去搜寻这种从天而降的残骸,把它去卖废品,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等我去到那个山村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捡到的残骸纷纷地搬出来,在我的摄像机前展示那种残骸,能看到各种形状、各种质地和大小。


我觉得这样的场景也很魔幻,它就像某部抗日神剧里面,老百姓打完鬼子之后来展示他们缴获的战利品。


就这样我带着我的这台摄像机在绥宁前前后后待了有七个多月,游荡了好几个乡镇,拍摄了七十多个小时的素材,访谈了和残骸有关联的七八十个人,从小孩,几岁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从官方到民间,我做了一次全景式的田野调查。在当年的十月底,我又去实地地记录了一颗叫“委内瑞拉”的卫星,它的火箭残骸降落到此地的一个全过程,包括民众的反应、官方的后续的处理等等,后来我经过几个月的剪辑,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作品《天降》。


至此,我之前的文学性的想象已经荡然无存,而带着我对国家意志和个体命运之间关系的思考,它也促成了我对中国高速发展下的个体尊严和生存际遇的一种持续的关注。拍完这个《天降》之后我就陷进去了,对做纪录片非常着迷了,我觉得它远比我做剧情片,或者坐在城市的书斋和办公室里来的更为带劲,尤其它还有一定的紧迫感,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着很多各种各样的荒诞的真相,如果没有人去关注它,它很有可能就被遮蔽了,被消逝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于是我就正式辞了职,我决意要做一名自由的纪录片作者。


我将我的工作室取名为“渐近线”,它是来自于伟大的电影评论家巴赞的一句话:“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他指的是针对剧情片而言的,但是我将它当做了我纪录片创作的一个准则,那就是要大限度的去深入生活,去靠近现场,去触及真相,生活它就像一条宽广而湍急的河流,对于一个做现实纪录片的作者来说,重要的就是沉潜其中,切身的去感受它的水温和流速,甚至我觉得如果有必要,不要惧怕去站在它的漩涡之中。


我开始带着我的摄像机四处的游走,去拍摄我想拍摄的东西。后来我又完成了《恋曲》,一个关于 KTV 的女服务生,一段非常纠结的爱情故事;还有《有一种静叫庄严》,关于基层官员来京接访的一次非常荒诞的历程。在 2010 年我又带着我这台摄像机回到了我的故乡湖南,进入到一条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的工地之上,去拍摄我的下一部作品《大路朝天》:我想花上几年的时间去见证一条高速公路的从无到有,开天辟地,从而记录下那些和这条道路相关联的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借此再次讲述中国高速发展背后的故事。


当时湖南省的高速公路建设正如火如荼,我拍摄的这条道路叫溆怀高速,它是当年湖南省开工建设的十四条高速公路之一,也是湖南省的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络中间的一段,它的全长有 91.78 公里,它的预算造价有 89.7 亿元。


我获得许可进入到了其中的一个项目部,它承包的是整个二十个标段中的一段,它的全长有 4.56 公里,它穿过了一个叫中伙铺的小村庄,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村庄里面跟这些外来的修路者同时安顿下来,同吃同住,待了前前后后有三年多。


我的拍摄主要集中在前两年,因为这条道路原本的工期是两年,但是因为后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主要是大环境的影响,包括当时的动车事故,导致国家对基础设施的资金进行重新审计,还有湖南省交通系统的贪腐案件的爆发,导致了这个工程一度停了下来,本来两年就应该完成的,拖到第四年才完成。我的拍摄也在前两年最为辛苦,我跟工人一样,按照他们的作息时间表出工收工。


为了避免我去拍摄的时候,这些拍摄对象对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我甚至改了我的名字,省略了我的名字中间的“波”字,叫张赞。这样我就像一个潜伏者一样,分裂成了两个角色,一个是张赞,一个是张赞波。张赞这个家伙跟大家过着集体生活,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除了不打卡不领工资,他跟项目部里的其他职工也没什么两样。但是在大家的眼里,这个人是城里来的知识分子,他是来体验生活的,时不时流露出少见多怪的毛病,喜欢探根究底,喜欢看热闹,而每当这个时刻,身体里的另一个角色,那个叫张赞波的家伙,他又顽固地存在着,他故意和张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每当张赞在积极生活的时候,他刻意地退却几步,用自己冷静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白天张赞去工地上拍摄,到了晚上一回来,他就变成张赞波,然后他将他的观察和感想写进那本叫“大路”的书里。


我在这种去工地上游荡的过程中间,近距离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路桥公司的职工、修路的民工包工头、工程监理、业主方、当地的村民和基层的官员,他们一一生动地浮现在我的摄像机里面。


当然,我刚去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拍摄也不那么习惯,甚至有一点抵触跟警惕,当然还有些人对我这个人觉得很新鲜和好奇,然而慢慢,时间解决了一切,随着我在工地上待的时间越来越久,所有的情绪——新鲜、好奇、抵触、警惕,全都没有了,他们对我和我的摄像机已经见怪不怪,我的这台老式破摄像机在他们的眼里,就和民工手里头的一把铁锹或铁镐一样的寻常。


但是这台看似寻常的老旧的摄像机,我却觉得它暗含着巨大的魔力,只要当我将它架起来、对准外部世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戏剧性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让人目不暇接。就像刚才大家在《大路朝天》的片花里所看到的一样,打架、砍人、工伤、讨薪、强拆、上访,各种激烈的冲突,就好像漩涡一样的潜藏在看似平静的生活里。


让我难忘的是在这个激烈的变化的大时代里,那些顽强生活的普通人的身影。比如说欧婆婆。


她是当地一个将近八十岁的老人,独自一个人住在一座小山的山腰上。因为高速公路要经过她家屋后,所以工程爆破引起的飞石不断地掉在她家的房子上,而欧婆婆因为年老了,腿脚不太方便,所以每次爆破的时候她都不方便走出去躲避,就躲在自己的床底下。后来,她的孩子就从打工的地方回来了,因为她有一个什么问题,欧婆婆家的房子它还不属于那个拆迁的红线范围之内,她不属于拆迁户,所以每次受到了这些爆破的影响,只能拿到非常小的一点赔偿,一两百块钱。所以当她的孩子去找施工方理论的时候,施工方反过来还指责他,说没有办法,因为你们家离高速公路太近了。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先有高速公路,后有欧婆婆家的房子,这种逻辑也让人想起那则古老的寓言:当羊在下游喝水的时候,住在上游的狼却指责它污染了水源。


这个爆破依然在进行,当那些带着红色安全帽的施工员,扛着一箱一箱的炸药经过她家门前的时候,本来脾气很好的欧婆婆不干了,她变得悲伤而愤怒,她颤颤巍巍地走过去拦住其中的一个红帽子说,你们不能再放炮了,已经把我的房子打成这样了。却换来红帽子的一阵怒斥,说你干什么,我们有钱赔给你的,你怕什么呀。这个红帽子很轻易地就甩开了欧婆婆的手,扛着炸药头也不回地就上山了。当欧婆婆,老弱的欧婆婆,伸出她的手臂去拦截这个壮实的红帽子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样的场景富含它的象征意味,它让我很悲哀地想到了“螳臂当车”这样的一个词语,因为确实如此。你还别说老弱的欧婆婆,谁也不能去阻拦那个执意要加速向前的时代,当它匆匆地往前走的时候,它并不会在乎要撞倒那些路上的个体。


从 2008 年至今,我的拍摄一直没有间断,我始终坚持一个人的创作的方式,除了在《天降》的时候我带过去两个学生,还有当地的朋友给我临时帮点忙,开个车,扛个脚架,拍个照片什么的,除此之外,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的剧组,从导演到摄像到录音到场记到剪辑,包括上字幕,几乎从头至尾都是我一个人独自去完成,只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行事。


一方面,这样的独立创作的方式让我觉得非常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缺乏身份的独立创作也会给我带来阻力和麻烦。


首先是经济上的压力,我前几年的拍摄几乎没有收入,我对生活也越来越变得很简朴,我对物质的欲望降低到低,我感觉我赚钱的能力也像我身体的阑尾一样已经被摘除了,我没有干过一个商业性的活,完全是靠以前工作时候的积蓄支撑到现在,尽管也已经捉襟见肘,从物质上来讲,我是一个十足的loser,我来北京十多年了,至今无房无车,最大的宝贝就是这台破摄像机,当然还有一台同样老旧而破烂的用来剪辑的 iMac,它的速度也慢得像蜗牛,刻一张盘往往都要花上一个下午。


当然大的麻烦还不是物质上的窘迫,在我的拍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遭到我的拍摄对象的怀疑、指责、谩骂,甚至围攻。有一次,我跟项目部的人去拍摄一次强拆,当地的村民将我当成了施工方的人,过来打我,一拳就打在我的摄像机上,把我的话筒底座打松了。当时我非常心疼,我宁可那一拳是打在我身上,也不要打在我朝夕相处的宝贝身上,并且它已经很破了,就在前些天,我在拍摄的时候,还一不小心连人带机地摔到一个水渠里,当然幸好当时没有水,本来就不太灵光了,没想到旧伤未愈,新伤又添。让我心痛的是,尽管从情感和立场上,我其实是跟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站在一起的。但这些底层的人很容易将摄像机当成是一个权力的象征,从而对我发起攻击。


另外的一些时刻,我也会被公权力刁难,他们粗暴地克留我的摄像机,强行检查我的拍摄内容,甚至调查我的拍摄背景,他们把我的这台破摄像机当作了一个能揭示危险的工具。我跟我的摄像机就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地,好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还有一些时刻,我跟我的摄像机又觉得格外的悲伤和无力。有一次我的拍摄对象贵爹,他指着自己的腰跟我说,他觉得他的腰很疼,怀疑是不是得了肾结石。贵爹是一个住在废弃的学校里面的孤寡老人,我就建议他,我说你应该去医院看一看,照一个片,他就指着我的摄像机跟我说,你能给我照一个吗?我没太听明白他的意思。我说,什么?他又重复了一遍,指着我的摄像机说,你能用它给我照个片吗?我摇了摇头,心酸地关了机。我看到贵爹的眼神里流露出了无助和失望。


在那一刻我真的很想我这台破摄像机能够识别病痛,甚至治病疗人,而强过用它去拍这些没有用的纪录片,它非但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任何的改善,也不能帮助镜头后面的那些人,更别说去改变这个结石般坚硬的世界。


在好多个清晨,我会被项目部院外的起床铃声所惊醒,然后从宿舍里的单人卧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悬着两腿坐在床沿上,用我迷蒙的双眼打量那间逼仄的小屋,以及窗外的那个陌生的村庄和工地,我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到一阵自我怀疑之中:我是谁?我怎么来这里了?我来这里干什么?我这样做意义何在?他们所修的那条道路跟我有关系吗?这样的问题我找不到答案。但是每当我自我犹豫和怀疑的时候,我也会想起海明威所说的一段话: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是孤岛,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他人的不幸即是你的不幸,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所以只要当我还像以前那样,一看到火箭上天的光辉时刻,我就会想起那些生活在光辉的阴影里的人们。只要当我一经过那些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就会想起那些被迫迁移,住在窝棚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有那些将血汗洒在这条道路上的民工们。只要我忘不了像贵爹、欧婆婆这样的人眼睛里的无力和失望,我就没法放下我这台摄像机,我想它应该也跟我一样,没法对这个纷繁而坚硬的世界背过脸去。


这台破摄像机打开的世界还只是冰山之一角,还有很多卑微的人生、未知的秘密,无人问津的场景有待我们一一去探究,所以,就让那些4K 的、3D 的摄像机去拍摄他们自己的俊男靓女、妖魔鬼怪、舌尖贪欲、功勋伟业好了,我跟我的破摄像机永远拍不了这样的电影,就像那句古谚说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只能走和他们不同的属于我自己的这一边。


唯一的遗憾是,也许因为过度的劳作,这台破摄像机的磁头已经老化了,它不能再为我工作,就好像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执意要带它来到这个舞台上的原因,我希望此刻打在我身上的这一束聚光灯,也同样地打在它的身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