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赣《路边野餐》导演,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获得者。

路边野餐

2016-04-03台北
1989出生的毕赣凭《路边野餐》获得52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第一部剧情长片。
  • 21838
  • 47

已有47条评论

加载中...
分享到微信 如果您需要分享到微信,请用微信扫一扫,扫描下方二维码,再进行分享
查看完整演讲稿
TOP
© 2014 一席. 京ICP备13001689号-1
Τ¸Τ 您还没有登录哦 登录后才能使用喜爱、评论和收藏的功能 请在导航栏处登录或注册 感谢! 关闭
oops,这里有点问题 关闭

路边野餐

毕赣 2016-04-03

我的妈妈是一个理发师,爸爸是一名司机,我从小是跟我奶奶一起长大的。那个时候我奶奶开了一家麻将馆,我就在里面写作业。后来到我拍电影的时候,我在哪儿都可以写剧本,一点都不怕吵。

 

我就讲一讲是怎么开始拍戏的。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动物,朋友就送了我一张碟,叫《导盲犬小Q》。我看了以后就特别开心,想着有一天可以去拍动物什么的。同时我的另外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杂志叫《书城》,里面有很多关于哲学的、艺术的、绘画的、音乐的讨论。那些我全部都看不懂,但是影评我可以看得懂,因为影评的每一段前面都会有一个故事梗概。故事梗概是一个简介,我都可以理解,所以我当时一直以为电影是特别简单的,就开始想用电影去拍拍动物什么的。

 

由于成绩特别差,我读了一个大专,专业叫电视编导。我以为跟电影有关系,去了以后发现是学电视的。在大学里面,有一天我很莫名其妙看到了一个前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这部电影的评价特别特别高,说是特别特别好的电影。但我一看就觉得特别糟糕,非常难看,觉得自己完全被骗了。


我就想好好地批评一下这个拍得特别不好的导演,但是要批评别人应该把他的电影看完,所以我就开始想把这部电影看完。但是实在是太难看了,我每天只能看一小段。大概是看了一个星期还是半个月,最后一天终于看完了。我觉得特别高兴,心想我终于把它看完了,回来可以好好地收拾它了。可是在吃饭的时候就突然觉得不对劲,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述那种感觉,直到今天我拍自己真正的第一部长片,包括下一部,都是在与那个感觉对话:我突然找到了电影的美感是什么,但是我没办法表述,就一直用创作去和它对话。

 

后来我就把塔可夫斯基的一个画像放在我的寝室的床铺旁边。有一天,学校的领导视察工作,进来了看见以后就说:“你为什么要把希特勒放在你的床边?”


我看了一下还蛮像希特勒。我就说我无意的。


后来我就开始看一些电影。但是网络上的电影很多时候没有字幕,很多欧洲电影我也看不懂,因为我英语不好。我就只能看一些台湾电影、香港电影,因为讲中文,比较轻松。但是有些我想看的电影还是没办法找到。当时我生活费很少,也没有钱去买那么多碟来看。没有办法,我就开始骗我的下铺:每当我觉得一部电影好看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好看的道理跟我的下铺讲,第二天他就会把碟买回来,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看,就这样看了好多好多好多的电影。后来他没有做电影。

 

大二的时候,我拍了自己的第一个作业,拿了学校的最佳影片。奖品是一部手机,我就在那部手机上面写下,“24岁的时候一定要拍出我觉得最好的电影”,特别的意气风发。

 

读大学时我姑妈给了我一万块钱,我就准备用那笔钱来筹备我的第一部作品,叫《老虎》。回家以后,我开始找一个男主角。我希望他是一个中年人,但是我希望他是一个有着老灵魂的、带着孩子气的一个中年人。这样我发现了我的小姑父。


小姑父在我家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开出租车被抢了很多钱,皮衣也被抢了。三天以后我小姑父就帮他找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一个英雄一样。

 

我回家的时候,发现他就在我奶奶家,看雅克·贝汉《迁徙的鸟》。我在学校的时候已经看过了,我就说,你应该换一个频道,换体育频道,我们一起看一场球赛。他说,这是雅克·贝汉《迁徙的鸟》,挺好看的。我好奇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就开始尝试跟他聊天。结果发现他看过很多书,包括陈凯歌《孩子王》的原著小说。原来他对电影、对美学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我就想让他帮我演电影。我就问他:“小姑爹,你能不能帮我演我的电影?”他的回答特别江湖:“别人的忙我都会帮,何况是你的。”


假期过去,回到学校。我想,拍电影应该有一个剧本吧。于是我就写了一页纸的剧本,然后我在那张纸下面垫了厚厚的一叠白纸,下面都是空的。我找到了一个有摄像机的同学,把那叠白纸放在桌子上,说,跟不跟我去拍电影。他一看,那么厚,“跟。”

 

这样我一共找到4个人,准备回家拍电影。我跟奶奶打电话说想带几个人回家拍电影。我奶奶很担心别人的安全,因为从太原去贵州很远,而且当时交通没有现在这么便利,坐车都要30个小时。她怕人家的人身安全有问题,所以不同意。然后我就哭。结果她就同意了。

 

我把几个同学带到凯里,可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拍电影。我不知道怎么拍,每天也不想拍,因为我很懒,剧组的那几个人就崩溃了。因为我的剧本只有一页纸,副导演就把每一句话剪下来贴在黑板上,每天逼我拍一句话。我后来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就是一场戏一个镜头就拍了。

 

我们会背着一些小小的设备,用黑色的(包)装着它,基本上都是早出晚归的。有一天回家的时候,楼下小卖店的那个人就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说,那你觉得我们是干什么的。他说:“你们是不是钓鱼的?”后来我就保持这样的状态,像钓鱼的一样开始拍。

 

最后拍完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叫《老虎》的作品所有的素材,一半是没有声音的,好多穿帮,话筒都穿到正中央来了。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糟糕,没办法再做它,我就把它放下了。我觉得我可能不是拍电影的这块料。

 

到了大三,我们学校是要去电视台实习,我就不想去电视台。我有个朋友在加油站里面上班,我想去加油站跟他一起打实况足球。

 

在这部影片里面,我有个40分钟的长镜头,很多人问我怎么可以把调度做得那么清晰。我说我从前就开始打实况足球,它就有个很小的地图,都是那么调度的,对我来说很习惯。

 

加油站每天晚上门口就会有很多卡车司机,他们会在那儿住一晚上,第二天起来要加那些柴油、汽油。还有很多那个小镇的青年会给摩托车加柴油。每天早上大概7点钟,他们就会疯狂地在外面叫喊“加油、加油”。


我在里面就是半梦半醒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一个星期,每天早上被人家莫名其妙地加油,我就开始被莫名其妙地鼓舞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在回凯里的大巴上,我突然发现我应该是一个特别会拍电影的人,非常非常有信心。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写了很多像日记、随笔一样的东西,一直把它当作QQ空间,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诗。我就开始把我那些很松散的《老虎》的素材组接起来。我发现它特别有美感,虽然有一半的声音也还是没有,还是那么粗糙。穿帮的地方我没有办法,我就把它放大了,所以很多时候,拍的是全景,到了《老虎》那里变成特写,而且特别粗糙,像八毫米的实验电影一样。


特别感激张献民老师还有卫西谛先生,他们把《老虎》选进了那一年的南京影展的主竞赛单元,当时我22岁。拍完《老虎》以后我就回家了,我想我现在应该也不是特别着急拍电影,那就找一份工作吧。

 

我跟我的录音师一起在贵阳开了一个婚庆工作室。妈妈给了我一点钱,录音师的爸爸把他家的货车卖了给了他一点钱。再加上我师妹,我们三个经营了一个婚庆工作室。


没多久就倒闭了。


我跟录音师就搬到了另外一个毛坯房里面。我们去旧货市场淘了两张床垫,应该是席梦思的吧,买了很多轮胎,把轮胎垫在床垫底下当床睡。那间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有门,一个没有门。因为录音师没有女朋友,所以他睡那个没有门的房间。

 

就在那里,我们拍了《金刚经》,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短片作品,虽然喜欢它的人很少。


拍完那个作品以后,回到凯里我就特别意气风发,因为当时在香港拿了一个奖。我觉得我应该特别会拍电影,凯里的朋友应该觉得我特别厉害。我跟他们讲我是多么多么厉害,结果他们一点都无动于衷。他们觉得我是拍微电影的,我很生气。

 

后来拿了金马奖以后,再回去发现他们态度完全改变了。我跟他们喝酒,其中一个朋友跟他新的女朋友介绍说我是谁谁谁,我拿过金马奖。我觉得,“啊,他们终于懂得我在干什么了”。然后他接着说,他拍微电影拍得很好。


所以这样的状态让我保持得非常非常好,我很喜欢他们。我每次拿奖他们都会高兴十分钟,十分钟以后就不会有任何的感觉。我在凯里跟他们待着状态特别特别好,所以我没有去北京,没有去其他地方。

 

拍完《金刚经》,我想也没有机会去拍我的长片——我当时已经在写《路边野餐》这个长片了——那我就先找个工作吧。我姑妈就在客运站上班,有一个名额可以让我去考试,只要稍微过一下就可以进去工作。我就去考,我觉得就应该放下所有的东西去好好工作,30岁再拍电影。考完的第二天,我让太原的同学给我买了张机票,就走了。还好我姑妈也没有怪我,因为我也没考上。


去太原以后,我跟我的老师丁建国——我一直叫他师父——每天开始酗酒,每天都喝得很醉。后来我就想去北京找一些投资什么的,老师也帮我找,但都没找到。我只好又回到凯里。


刚好那时我的那几个朋友准备去爆破公司上班,我想着跟他们在一起应该蛮好玩的,就一起考了一个爆破证。我拿到爆破证的时候我老师就慌了,他说我可以自掏腰包给你钱拍电影。我一想还蛮感动的,就去跟我妈说我想要拍电影。我妈问你要多少钱,我说两万块,我妈就觉得我有病。她说,两万块够吗,我说够了。后来我妈就给了我两万块,我师父给我打了一些钱,我太太也拿了一点点钱,还有我的朋友也拿了一些。我就开始筹备《路边野餐》这部电影。

 

我把很多朋友都叫到凯里来,就这么开始拍。我们租了两套房,每天晚上都会开会,墙上画了很多分镜头。开会时我就会带他们玩游戏,比如说真心话大冒险,我就要大家讲出他们最羞耻的事情。所以在剧组里面我们亲密无间,因为我们知道彼此最最羞耻的事情。

 

两个月以后,因为没有任何资金,大家的情绪和体力都到了一个顶点,我就把剧组解散了。我跟录音师、我太太,还有文学策划,他叫陈骥,我们几个人又开始补拍剩下的30%。


有一天,我们在山上拍戏,下了很大很大的雨,没有地方躲。我们几个就保护着器材一直在那淋雨,大家都特别高兴,因为我重新又找到了当时拍《金刚经》的创作状态了。

 

拍完以后我就把素材给小姑父看,问他好不好看。他说特别特别好看,但是我发现他在看的时候全程都在睡觉。后来我们在瑞士洛迦诺影展首映的时候,他和三千个人一起看,然后他就看哭了,第一次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他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抽烟,我也没有再问他好不好看。


拍完素材我就去北京,开始做后期的事情。几家公司陆陆续续看过素材以后,他们分别开始帮助我。第一个后期公司的制片就推荐了剪辑师给我。当时我特别不想见,剪辑师也特别不想见我,但是出于礼仪和礼貌,我们还是见了一下。

 

我们选在一个咖啡馆见面。一坐下来她告诉我,她学的是造船业,我觉得那这样应该蛮会做剪辑的,因为造船嘛,它有很多结构。我又突然觉得,还蛮想让她来剪我的电影的。我推荐了两部电影给她,一个是塔可夫斯基的《乡愁》,我想让她看看不是那么动作化的剪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接着我又推荐了法制频道《今日说法》的一档栏目,她就完全懵逼了,她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就想跟我合作剪那些素材。

 

那个时候我在北京,跟我太太住在我师父丁建国给我们的一个房子里面。房子是他租的,在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特别特别小,只有一张床。隔壁一个大房间是女房东,她的脾气特别暴烈。我和我太太经常没有热水用,我也不敢跟师父说,怕他为难。她也不准我们大声讲话,但是那个房间很小,情绪很容易波动,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就用悄悄话来吵架,但每次都没吵起来。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路由器的密码被改过了,我就很生气,因为房东不让我们用网了。剪辑师叫秦亚楠,我每天去亚楠家剪辑的时候,就先把那个路由器重启了。房东不会弄路由器,她每次都得请人来重新弄,结果三天以后,我和太太就被赶出来了。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就住到亚楠家。

 

剪辑完以后,我们请了很多老师前辈来看。他们都很关心我,但是每一次都有很多意见,我就很沮丧。我跟亚楠每次去给他们看的时候都满怀期待,每次他们看完以后都摇头,我们再满怀沮丧地坐地铁回去,回去我们就重新看一遍,发现没有问题。大概这样有十几次吧。

 

后来大概剪完了以后我准备去参加电影节。去洛迦诺以前,亚楠突然告诉我说她的信用卡欠了六万块钱。我一想,她剪我的电影又没有什么钱,还不能接别人的片子,还得请我吃饭。所以我就跟她说,我下面一部电影给你的酬劳应该是六万块钱。没想到,下一部电影资金很多了,我决定还是只给她六万块钱。

 

我跟剧组的几位制片一起去了洛迦诺,大家都很开心。在洛迦诺,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很纯粹的电影互动:在首映的时候,我在候场,等着观众入场入完以后我上台去跟观众打招呼。突然就进来了一个中年男人,胡子也很多,我英语不好听不懂他讲的什么。他讲了一堆,我的制片就特别兴奋。他走了以后制片就说,他说他特别特别喜欢我的电影,因为他们看过媒体场,但是他不应该来找我,因为他是评委。我当时就觉得那可能肯定又会有好的收获,我就没有再把心思放在上面。

 

我每天都带着两个制片去洛迦诺电影节旁边的赌场玩。我每天都会赢钱,有时候赢20瑞士法郎我就买两瓶酒,我们三个人一起喝,如果赢150的话我们就去吃牛排,这样每天都很高兴。这样陆陆续续我又去了其他影展,然后到了今天。


我没有准备任何的结尾,因为我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当年《老虎》去南京影展的时候,我在外面坐着,放完以后我要去跟观众互动。我说“谢谢你们花时间来看我的电影。”这句话一直到今天。我去过几百场电影的Q&A,每次我第一句话都会讲这个。

 

我毕业以后回到凯里,还去过一个广告公司,是朋友介绍的。其实那个老板人蛮好的,但是我拍的东西他老指手画脚,我就特别特别烦。有一天就跟他吵架了,他说滚,我就走,走到电梯里面,我发现他在里面还在喊,说你有才华能当饭吃吗?今天我想说,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