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辛成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在读博士,专业方向是科技史。

幸福村为什么没有抽水马桶

2016-06-26上海
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给排水工程的比较城市史研究。但是跟一般人,我说我是研究抽水马桶的。一个最经常的提问就是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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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村为什么没有抽水马桶

沈辛成 2016-06-26

我叫沈辛成,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在读博士,我的专业方向是科技史。我在纽约住过两年,在那期间我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9·11国家纪念馆和纽约历史学会都实习过,参与过策展和出版物的工作。


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给排水工程的比较城市史研究。但是跟一般人,我说我是研究抽水马桶的。一个最经常的提问就是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呢?我也有一个官方回答:我想探索殖民主义的物质表达,试图对现代性的话语做一点重构。但是一般人我也不告诉他这个。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研究,是因为我有一个特别深重的童年阴影。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大的家庭当中,我的父亲有七个兄弟姐妹。我祖父祖母的旧宅在今天上海长宁区幸福路和平武路的那个路口,那一片地方叫作幸福村,那个小区更具体一点叫作四有新村。这名字非常好,每个周末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感觉也确实也很幸福。我们都是独生子女,所以能跟堂兄弟表姐妹周末玩一玩,感觉非常好。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抽水马桶。我祖父的旧宅是三层,听上去挺高大上的,其实不是。一层是客厅,二层是卧室,三层有一个小阁楼。在一层通往二层的楼梯下面有个三角的隔间,它是厕所。说是厕所,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再一个门一个锁,非常简陋。


这个马桶每天只在早上清理一次,但凡你不是第一个用的,你就得承受这个恶臭,越接近晚上越是臭。所以那时候每周去爷爷奶奶家之前,最重要的事是先排空自己。去了要实在忍不住,男生还可以在外面的雨水阴沟解决一下,女孩儿那就得忍着。我因为是嫡孙,待遇比较优厚,我要是用的时候就往上面撒一层厕纸,然后手里拿一个风油精的瓶子可劲儿地闻着。这个记忆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至今那个屋子当中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物件在什么地方都记得,能够触摸得到,也闻得到。

 

我的这个研究,其实说白了就想要了解为什么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幸福村没有抽水马桶。今天给大家分享我这个研究当中的一小部分,从英租界有机械供水开始,说到二战结束。今天演讲的主旨就说两件事:第一,抽水马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它都不是基于卫生考虑的必需品,而是一个附带着社会价值的奢侈品。这个是很多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年轻人不能够想象的。第二,当抽水马桶成为日用品之后,公共卫生和马桶本身就被赋予了一个政治的概念,它有了政治的内涵之后就能被政治地使用。之后我会举几个例子给大家乐一乐。

 

为什么说抽水马桶不是一个卫生的必需品,这里就要说到我们今天所熟知,也非常熟悉运用的细菌理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细菌理论,其实诞生得非常晚,是十九世纪末期的事。在那之前,卫生界、医学界把这叫作瘴气说,英语叫作Miasmatheory。瘴气说认为不好的味道会传染疾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两者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一个相关的关系。但当时的人认为,不好的味道就会传染疾病。


抽水马桶它本身的机理,是要把人体的秽物排出到你的嗅觉范围之外。实际上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处理不当的污水,无论是在地下管道当中还是在街头横流,它会污染土壤,会污染水源,然后就污染了一口井。如果有一个排便的人带着霍乱细菌,那么这一整个社区的人当天之内就全会感染这个疾病。所以抽水马桶在它诞生之初非但没有解决卫生的问题,反而给城市卫生添了很多麻烦。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卫生用品,它背后的目的是便捷、省力、装逼。

 

说到它为什么是一个附带社会价值的奢侈品,这就要讲到在欧洲的传统当中,自古以来抽水马桶就是一个少数人的特权。这个遗址是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上面有一个城址是克诺索斯,它的年代是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1300年。


这个城址上面发现了人类迄今为止最早的抽水马桶。它的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人坐在这,水把秽物带走。虽然算不上是巧夺天工,但是在整座克里特岛上只发现了这一座,足见其使用者地位之尊贵。


这个是罗马帝国的公共厕所,是出了名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当时的这个公共厕所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微博广场,是贵族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信息集散的一个场所。这些贵族们毫不知羞耻地在别人面前解手,谈天说地。海绵是共用的,你用完了之后他用,他用完了之后我用。


罗马人之所以能够享用这样子的抽水马桶的一个水利坐便设备,是因为先于罗马到达此地的伊特鲁里亚人在这里建城。他们修了三段运河,罗马人在他们的城址之上再建城,就把这三段运河连接起来,变成了地下的阴沟。这条阴沟叫作CloacaMaxima,今天在罗马还是有这个景点。


这样一个大型的砖石结构的地下管道,雨水污水不分。这当中有四五个人高,非常大。这一个结构对欧洲城市的建设其实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巴黎的地下管道从14世纪开始就已经修建,伦敦比它要晚一些,从十八世纪开始。


抽水马桶的发明者,是一个叫作约翰·哈灵顿(John Harington)的爵士。大家从头衔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贵族。


这个人生在宫中养在宫中,比较污,在宫中老是说荤段子。后来形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他的义母伊丽莎白女王看不下去,就把他赶出宫去了。被赶出宫以后他就想办法要回来,怎么取悦他的义母呢,他就发明了这个东西。


哈灵顿发明抽水马桶的时候,还为它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现在网上也有。他还有感而发作诗一首,简单的意思说就是:纯洁的祷告上达天听,污秽的东西落入深渊。为什么那么说呢,他说他在解手的时候感受到了来自魔鬼的巨大的邪恶力量。这里送他一句话:贱人真是矫情。

 

大家看一下他的设计图,抽水马桶在诞生之初就带有深深的贵族阶级文化的烙印。哈灵顿为了要让他的设计有师法自然的感觉,他还要往水箱里面放几条鱼,为了模仿江河湖海尽在掌握的这么一种感觉。


最后他回宫去没有呢,回宫去了。伊丽莎白女王看见这个东西非常高兴,她自己也来了一套。结果最后没用多久就不用了,为什么呢?有些同学说没有水,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太吵。女王在城堡里面安了这个东西,然后它哗一冲,整个城堡的人全都听见。大家一听,哦,女王上厕所喽,哦,女王又上厕所喽——给她数着,于是后来她就不用了。

 

但是抽水马桶在当时没有落地生根的主要原因不是女王厌弃它,而是一些更为宏观的理由。比如说,第一,城市当时机械化的供水问题没有解决。第二,这个社会当中没有足够多的一批人对这东西有兴趣,所以市场太小。第三,哈灵顿的设计是一个外行人的设计,所以大家看到是非常简陋的,要对它进行改良就需要真的做这一行的工匠来做这个事。但是如果没有合理的专利自主,他得不到经济报偿就不会做。所以抽水马桶就在历史上作为一个黑科技消失了两百年,一直到工业革命才重出江湖。


这一次它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这三点全部都满足了。伦敦有了城市化的供水;新兴富裕阶层的产生;伦敦在十八十九世纪修正了专利制度,让皇家原本的垄断性质的专利制度给工匠以经济的动机,让他们去改良本来就已经有的设计。于是抽水马桶就经历了一系列的改良,开始走向社会。这当中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叫作乔治·杰宁斯 (GeorgeJennings)。


这个是伦敦水晶宫,1851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届世博会在这里举行。


杰宁斯在那边开辟了一个区,它不叫城市最佳实践区,而叫公共厕所区。它就想要复刻罗马时代的公共厕所的感觉,隐私当然是比罗马时代要强多了。但是从实际的操作来说,它还是一项有人替你梳妆有人替你刷鞋,你付给侍者一点小费的贵族的活动。但是第一届世博会之后,数百万参观水晶宫世博会的人回去之后,人人都想要一套抽水马桶。这就给水厕的普及奠定了一个基础。

 

这里我们再提一个很有趣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如果你英语好能够看出来就是crap这个词。crap是英语当中比较粗俗的,就是大便的意思。-er就是人的意思,所以Crapper就是大便侠。


Thomas Crapper因为他的名字起得比较奇葩,所以经常在市井流言当中被认为是抽水马桶的发明者,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不对的。他对抽水马桶做了一些很关键的改良,有一些我们至今还在用,比如水箱当中的这个浮球。


Crapper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名留青史,虽然这个形式有点诡异,但是他做了一些事情让他的商品变得不一样。我们看,这是一款经典型的CRAPPER’S马桶。


这个水箱上面有他的名字,盆里面也有他的名字,他冒着被尿的风险也要在上面。


如果你不用这个马桶,厕纸上也有他的名字。


如此猛烈的营销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卖给一批有钱的人,才能有利可图。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款马桶,当时的市价是6英镑15先令,一个英镑是20先令,所以就是135先令。当时一个英国普通劳工每个月的房租是7先令多, 8先令不到。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卖给什么人的,什么人能够使用这东西,你要富到什么程度才能够使用抽水马桶。


所以还是回到这句话,抽水马桶跟今天的LV、 Prada 、爱马仕一样,就是你一进门就看见那个东西,它是你一个人身份的象征,是一项附带社会价值的奢侈品。

 

我们说回到上海。上海因为抽水马桶是舶来品,所以专利这条我们就不说了。只说两个,一个是有没有水,一个是有没有市场。

 

先说水,水上海很早就有了。1881年,工部局就开始自建英商自来水公司,1883年李鸿章打开了这个闸门,上海从此就有了机械化的供水。


但是有了水之后,马桶在当时英租界当中却没有被广泛地铺开。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19世纪中期的时候,伦敦人在抽水马桶这个事情上面栽了一个大跟头。

 

刚才说到抽水马桶在世博会之后得到了一个普及,家家户都在使用这个东西,于是废水量就增加了。原来地下阴沟容量就不够,有一些就漫溢到街上,走在那个时候的伦敦街上是非常折磨的一件事情。这些污水最终都是要回到泰晤士河的这个水体当中。到了1858年,这一年夏天来得特别早,这个水就臭了——每年都臭,那一年特别臭,所以就发生了史上的大恶臭,叫作GreatStink。它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泰晤士河偏上游的英国议会那边也都熏得到。议员不得不把窗帘浸在消毒水中再挂起来,来阻挡外面的气味,可见有多臭。


但好处在于他们被这么熏了一下,很快就通过了一笔拨款建一个公共设施。建造这个(公共设施)的人叫作巴瑟杰(JosephBazalgette),是一个土木工程师。


他平行着泰晤士河两岸造了五条大阴沟,把所有通往泰晤士河的小阴沟在到达河体之前全部都截断,然后往下游运去。这样就保证了水体在伦敦的面前是干净的。下游怎么样呢,他不管。这一个项目他第一期用了7年才建成。大家看这使用的砖、使用的人力,耗资多少我就不必多说了。


英国人在这上面吃了大亏,他在上海就没有急于做这件事。那他怎么清除便尿呢?他发现中国人原来这老法就挺管用的,就是粪工。


在英国人刚到来的时候,农民是随意地进城,挨家挨户地敲门,也从路边的坑厕当中定期地清理,作肥料用。他们把这个东西挑到船上,船再沿着水路运往江浙一带的水田。英国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效率很高,但是有点不卫生。他们就模仿了纽约的一个做法,就是找了一个人做经理,然后他来张罗一群人、张罗设备来做这个事儿。英国人当时对这个粪头是非常力挺的,有人要是不开门,他就派警察跟这个粪工到那个人家里去。粪头支付一笔合同金给英国人,所以英国人就是什么事都不用管然后还白拿一笔钱。粪头对英国人也是相当殷勤。我们看一个这个表。


这图很有意思。公共租界当时这一片分四个区。这个是中区,中区就是外滩以西、人民广场以东,延安路以北、苏州河以南,这一片至今还是上海最核心的区域。在这片区域当中,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大,公共厕所的数量却只有一个。这说明什么问题:家家户户都能够在室内解决,可见粪头当时对他们是有多殷勤。

 

进入20世纪,粪工粪车粪码头这个制度有点hold不住了。于是英国人至晚在1908年放开了下水管道的有系统的建设。1915年放开了对抽水马桶的管制,家家户户可以装马桶了。这不光是人口压力造成的,同时还有一个大的经济背景。

 

这是一个当时公共租界内地税和房税的增长,20年不到的时间里面涨了将近5倍,尤其是房产。


它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原因是1914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海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港,出口铜、出口铝,出口肉、蛋、油、奶这些农副产品。上海到1930年占到了整个中国出口额的50%,成为了中国毫无疑问的最大的商港。正是因为经济的腾飞,富裕阶层的产生,所以才解决了我们刚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了市场,抽水马桶得以铺开。

 

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的上海人都能够用上抽水马桶。在国民政府掌控上海的这个期间,他们进行了两次大建公厕的活动。一次是1928年,就是1927年刚来上海的第二年;还有一次是1934年,就是传说中的新生活运动。但是他们造来造去造的这个公厕,还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公厕叫作爪哇式公厕。它的特点就是坑非常深,理论上一年清一次,你就知道有多深,上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国民政府要建这样子的公厕,是因为他们没钱,钱还是得从粪头那边出。你让粪头造公厕,他怎么可能造水厕。

 

粪头当时有钱到什么程度,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粪头,在汪伪政府结束之后,也就是抗战胜利之后,他人称粪业托拉斯。他叫作王永康,他的公司叫永大公司,他负责上海全境的粪尿回收,粪车数量是一万辆。


国民党把他办掉之后,给他扣了一个汉奸罪名,就是叛国罪,把他这些所有的财产全部都充了公。充公之后发现他每月交合同金,一年50万法币。他赚多少钱,赚970多万法币。所以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有钱的,这些人是住洋房开汽车,而且你要上面认识人才能够竞到这个标。

 

英国人当时为什么跟国民政府不一样,他能够实现从坑厕到水厕的转型呢,这当中也是一个经济账:随着公共租界经济的腾飞,这笔粪肥合同金对英国人来说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所以最后不收也就不收了。上海人当时就生活在一种木马桶、抽水马桶、坑厕、水厕多重现实交错当中,非常玄幻。这刺激了当时的人的文思,我们这里举几个有意思的。


中国人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的原则常常遭到西方人的鄙视。

所以要国民自尊自强,至少厨房与茅厕要东洋化起来。 

——张素民,厨房与茅厕的东洋化,《华年》, 1937


大家再看这个。这个是用两种厕所来攻击国民政府腐败的官员。


旧式马桶积物累累,明显可堵而且臭气外溢。

现代文明人用抽水马桶,虽然同样是便尿之器,但是于纳污之后抽水一冲,劣迹尽避气息全无。

我颇不爱抽水马桶,并非为保存固有文化起见,实因旧式马桶形式笨拙,点滴俱在,并不隐蔽忠实可爱。

你不要万事清洁暗地里藏污纳垢,当心有一天吸收过多管子塞没,于是真相大白了。

——乐建,关于抽水马桶,《新上海》, 1946


他用这个来形容腐败的官员。这当中最有意思的一则故事还数1946年《新生》杂志上说到这一件事。说抗战胜利之后日本人撤出上海,外滩的洋行复归旧主。欧美人进去一看,发现里面的马桶全坏了:圈被拆掉,瓷盆碎了一地。怎么回事?说日本人他是用蹲式方法来上厕所,吃不住重量所以就全碎了。


这文章不只攻击了所谓的“鸡上架”式的如厕的方法,他还攻击说女不分厕。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中国的女厕所开始有公共厕所,实质上也就是1928年的事情。

 

这位叫毛彦文的女士,她是女权运动同盟会浙江支会的临时主席,她提出要在南浔建公共的女厕所,当时还遭到沪上小报一片讥讽。


当时说什么呢,哎呀都民国了,男女界限也基本都没有了,你要是实在憋得慌了你就用男厕所。万一有人要轻薄于你,就把他给抓起来然后罚喝一壶狗尿。等到了1946年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特别应该做的事情,可见性别观念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发生着微妙却重要的作用。

 

说回到童年阴影。幸福村这个地方是1939年建的,是为了容纳当时涌入上海的躲避战争的难民。六十年代的时候成为危房,修了一修继续存在着。等到它被拆迁的时候,是一种准贫民窟的状态。每个人都想要从这个地方离开,因为条件实在是很糟糕。在这样一种市场价值下面,没有通污水管道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马桶它不是一个必需品,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需要算一笔账的奢侈品。自从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整个童年都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上海。


是拍出了《小时代》的上海。这个上海不仅拍出了《小时代》,它还拍出了《小时代2》《小时代3》和《小时代4》。在这样一座城市当中,至今仍有很多人用不上抽水马桶。

 

上个月的一份报纸,静安区一处居民改造,叫作一平方米马桶工程。南京西路一个社区的500户居民,直到今年年初才开始使用上抽水马桶。因为他的房间特别小,所以卧室跟电视在一起,马桶就正对着电视。但是即便如此,在那份报纸的照片上,这个老奶奶见了马桶,她笑得非常非常灿烂。我其实就很想问问,她是怎么想的,她过去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自己的祖父过世得比较早,他没等我高考就过世了。如果我知道十几年之后我会开始一项这样的研究,我很后悔没有在他精力和脑力都很旺健的时候,跟他多谈一谈,让他说一些他过去经历的故事。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不想再重新经历一遍这样擦肩而过的遗憾。这里我要公布一个邮箱,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一个上海水故事的口述史工程。你有任何关于城市的给水排水、抽水马桶、洪灾、谁落进坑里了,任何严肃不严肃的事情,家长里短、三言两语、长篇大论都可以发给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来做成这个城市史的工程。


 ShanghaiShuiGushi@126.com

xshen40@gatech.edu

 

今天给大家说这个事,其实我要讲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记忆历史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历史未必就是王朝的更替,未必就是败寇成王。它可以发生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它可以发生在你我身边的周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经历过坎坷而美好的过去,都可以成为记忆这座城市的一种方式。

 

对于上海来说,追求摩登甚至有点崇洋媚外,这只是上海的一面。在这个城市里,一直有那么一大批人过着最最朴实、最最市井、最最原真的生活。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允许电视上那么少数几个人来界定这座城市,大家生活的地方,界定我的故乡。

 

他们说喝咖啡才是上海,吃大蒜不是。我觉得这说法特别不对。在我看来,爱喝咖啡喝咖啡,爱吃大蒜吃大蒜,这叫兼容并包、海纳百川,这是上海精神。该喝咖啡喝咖啡,该吃大蒜吃大蒜,这叫开明睿智,这是上海精神。有一天你进入星巴克,发现他们换了新菜单,然后你对着服务员很有礼貌地说:“小姐帮我来一份蒜香味的摩卡。”这叫玩得起、玩得转,这才叫上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