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静香港独立导演。她花了七年时间,在香港、澳门和日本札幌的少年感化院里教导媒体工作坊,并制作了一部叫《坏孩子》的纪录片,大部分的拍摄、录音都由这些被认为“太危险”“太坏”的年轻人自己完成。

坏孩子与我

2016-08-21上海
没看之前,你听了这个题材会觉得有点劲爆,在主流媒体不是那么容易看到;可是你看片子的时候,突然会发现这些小孩都这么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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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孩子与我

游静 2016-08-21

今天什么腔调都有,现在我开始的是港仔腔。谢谢一席邀请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安排这个活动。


几年前,我完成了一部叫《坏孩子》的纪录片。《坏孩子》是一部关于日本札幌、香港和澳门三个地方活在感化院里头的年轻人的一个纪录片。


所谓感化院,内地好像叫少管所,是指一些还没有成年的青少年,被法庭判为有罪,所以就把他们送到一些类似学校又类似监狱的地方,进行再教育。


我在香港放这个片子的时候,有朋友就立刻说,“什么类似嘛,学校不就是监狱吗?没差。”可是对于一些十几岁的好动又敏感的年轻人来说,被困八个钟头跟被困八个月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我本来没有要拍这部片子。十三年前我刚拍完一部剧情长片,有点累。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说一辈子不要再拍片了——我通常每几年就跟自己讲一讲这句话,最近我又在讲。在这部片子之前,我其实已经拍了十几年实验片、纪录片,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澳门的一个老同学,也是跟我一起在美国学电影的,就问我说,“游静,我最近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在澳门的一个男童院(男性年轻人住的感化院)里头教小孩子拍片,你要不要来帮我,教女童拍。”我听到就觉得好好玩,所以就把家里头所有的器材全部收到包包里头,一个人搭船去了澳门。


1990年代,你们可能很多人都还没出生。那时我在美国纽约学习媒体理论跟艺术创作,同也时在一个艾滋病的志愿组织工作过。那个时候我教感染者拍片,协助建立他们的电视频道。那时我们常常讨论弱势人群怎么能够自我呈现,他们的自我呈现跟主流媒体对他们的呈现之间的落差。我们也常常谈到,光是让他们掌握了媒体也不一定就是所谓的赋权,重点是他们讲什么,怎么讲,我们用什么样的框架来了解这种话。


回到香港在大学里头教书以后,在这种所谓很精英的年轻人面前,我慢慢地习惯了自己一个人讲,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进到感化院,跟这些所谓的边缘小孩的互动,却让我记起在纽约学习到的一样东西:其实有一些弱势人群,在社会上所谓比较边缘的人口,他们因为长期地被社会不断地规训,这种规训压在他们头顶,常常会把他们作为某一种刻板形象呈现。这种经验其实会让他们越想反弹,越有挑战规训、挑战刻板形象的潜在能量。


怎么样能够让这种能量发挥出来,让他们的话能够被听到;同时也能够表达到他们跟规训之间那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从而让听到的人思考一下规训的合理性?这个可能才是所谓的赋权——不单是对于这些所谓弱势人群的赋权,也是对于观众的赋权。


我去日本之前,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跟那个感化院交涉,希望他们能够还给年轻人完全掌控自己、表达身体的自由:他们喜欢露脸可以露脸,不喜欢就不用露,他们怎样的表达都可以,只要以不伤害别人身体为大前提。但这在日本是很困难的,在日本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不那么容易被表达出来,社会的规训很庞大。


这些孩子已经被困在这里了,这个处境我必须要面对。而且其实这个污名会伴随他们一辈子,怎么刷也刷不去。


现在的年轻人,很小就被鼓励做出好多所谓的选择,比方说上网要po什么东西给人家看,我用什么名字,我要粉谁不粉谁,或者我要上网买什么——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消费的选择。可是对于这些年轻人,最最影响他们一辈子的生活的选择,他们到了青春期,却完全没有发言权:要不要跟家人住在一起,能不能打工,能不能不上学,能不能拍拖、结婚甚至移民——这些他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们现在铺天盖地消费着少男少女的身体形象,可是却不让这些年轻人有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很喜欢消费他们,喜欢评价他们,喜欢监视他们;可另一方面他们又好像完全不能掌控自己应有的东西。就是在这种有一点点虚伪、有一点点精神分裂的成人世界里头,年轻人很容易就呈现他们庞大的孤单跟失落——你可以在我这个片子里头看到。


在东亚洲长大,很多所谓的个性表达行为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很多个性表达行为,在这些感化院里头也被看成是地下活动。我希望作为一个外来的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可以腾出一点点空间让这些年轻人表达欲望,思考欲望,而不是那么容易就被罚、被打回去。


刚才说了,在日本很多个性表达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可那不等于说他们不做。很多日本的年轻人有自残的行为,可是他们不能公开讲;很多少女援交,也不能公开讲。


就像我在香港男童院,有一次我们讨论到为什么要拍片、拍什么、什么好玩,有一个男生就特别大声地跟我说:“嘿,我昨天晚上拍了自己Masturbation。”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刺激性,想看看我的反应。可是我反而没有觉得特别尴尬,也没有立刻要把他训一顿。我就微微笑着跟他说:“诶,你什么时候英文变那么好。”


我希望透过这种机会,可以让我们跟这些年轻人思考一下:怎么用比较平常的,没有太特殊,没有觉得很丢人、很羞愧的态度去面对身体的需要。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专栏,现在回想,要不是很小就可以有写东西的机会,我可能就熬不过青春期了。创作对我来讲是对生活的回应。我其实几十年下来基本上一直都在创作,有钱的时候拍拍片,没钱的时候就回家写写东西,真正连写东西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就做做饭,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创作,就是对生活的回应。


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不鼓励在课上说话,我们那个时候连举手问个问题都会被看成是异类。好像你是问题,不是你的问题重要,而是你就是问题。在这种社会长大,到你真正能够有一点点空间表达自我的时候,你其实突然讲出来的不是自己最想讲的话,讲出来的都是不爽、不满、愤怒。


我在香港男童院碰到的一个男生,他被院里头看成是有暴力倾向的,好像整天想揍人的样子。可是到我教会他怎么用录像机,他能够自己掌握拍自己了,他讲了跟家人、跟女朋友去山上看日出这件事情,这是他一辈子最美好的回忆。他自己拿着遥控器,一直按,一直按,自己NG了十九次。我就把这个有十九次NG的功课,原封不动、一刀没有剪的放进了我的片子——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片子。


我希望透过这个小片段可以让观众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这种自我要求,这种完美主义和执着,跟我们主流媒体里头想像的坏的年轻人形象之间的庞大落差。我也希望可以让观众思考一下,这个年轻人在日常生活里头,为了自我保护深深埋藏的一面。


我是透过剪辑去回应这些年轻人给我的功课跟感情,也希望透过剪辑可以帮助观众消化这些孩子的生活和创作。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容易被关起来?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犯错?究竟是怎样的社会逻辑把他们送来这里的呢?当我们整天要求身边的年轻人,“你可不可以乖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强化什么样的社会逻辑?我们这种制度——大家都认为是好的这种制度——是教这些年轻人学习对错,还是只是在强迫他们表演“认错”呢?


有一些观众也可能觉得我的片子就是一些大头照嘛,没有什么戏剧性高潮,也没有什么改邪归正、励志的故事。这些大头照,你十几二十个地慢慢看下去,好像就看着一堆好久好久没有说话的人,他们突然要说话了,就一直一直说个不停。


也有观众看完我这个片子问我:“你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对你这么好、跟你这么交心?”我其实也不知道。我的方法可能就是,觉得他们跟我和你都没什么不一样,他们反而很让我记得自己的成长。

在日本札幌,第一天我就跟这些年轻人分享了我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我从小在香港就被认为是个比较乖的小孩,很会念书,一直都拿奖学金。可是到中学的时候,因为突然交了女朋友,我就被学校看成是异类。学校又找我的家人来谈,最后差点连中学都没办法念完。我在孩子身上就好像看到我自己的长成、我的童年。要是我那个时候的老师跟他们碰到的老师一样狠的话,可能我跟他们就完全一样了。


孩子觉得还愿意跟我沟通,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觉得他们有多特殊,反而很自然地站在他们的位置,去了解他们、感受他们,也没有特别要去纠正他们、判断他们或者去励志他们。


这个片子呈现了一个有点奇特的张力:没看之前,你听了这个题材会觉得有点劲爆,在主流媒体不是那么容易看到;可是你看片子的时候,突然会发现这些小孩都这么普通。就是在劲爆跟普通之间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我希望观众能够从我的剪辑慢慢地思考、慢慢去感受的。


从他们的独白里头可能你会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做好人的欲望,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做好人的条件。我们每一个人的出身、肤色、种族、性别、教育、家庭、性倾向,可能都决定了你能不能做得成一个好人。


在不同的国家,有一些观众看完就会开始跟我讲,他们在学校或家庭里头看到的孩子跟我片子里头的那些孩子有多像。有一些年轻的观众会跟我讲,他们自己成长的难,他们的孤独,尤其是跟成年人沟通的困难。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会以为他们有点特殊甚至特例,可是一个创作、一个纪录片,要是能够从一些特例甚至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出发,让观众最后看完觉得有点似曾相识,那这个案子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意义的。


在这个社会,最大的本钱是年轻。我们每个人都只年轻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很快就从年轻过渡到心境年轻,再过渡到要消费年轻。不断地要去买养生品,或者要去健身。年轻变成了我们很多人花绝大部分的生命去追却永远追不回来的一种欲望对象。所以就是在这种社会,很多成年人对年轻人会有过多的期待:自己做不完的就希望儿子女儿去帮你做,去帮你去完成,他们只要不跟着你的剧本走,就都是错的。


在这种社会,年轻人一爽就得罪了老人,成年人就是看不得年轻人爽。他们对年轻人的那种妒恨,其实不是关于年轻人的,是关于他们自己的,是关于成年人很快就发觉自己没用了,要成为社会的负担,像要被社会处理的垃圾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男童院跟女童院两边跟我的互动,都觉得我的性别跟他们有点像。他们在一个单性的空间里头生活,同性之间互相勾引谈情一点都没问题,好像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或是学习成长的一部分。我学习到所谓的性别、所谓的性倾向,其实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所谓什么固定的身份,而其实是一种流动的关系,它是不断地可以转的。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说过多的媒体教坏了小孩,媒体一定就是不好的,小孩消费了媒体,就让小孩子学坏了。我在这个案子里头却学习到一些更多的东西。我看到其实年轻人非常需要这些媒体。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让他们有很多平台、很多表达的出口,他们透过消费媒体跟媒体互动,就能够有一线空间让他们表达成长的怨和不舒服。他们能够对成人世界表达不满,表达他们的不舒服。


纪录片怎么能够除了让观众看到屏幕上的思考、感受屏幕上的东西以外,也同时思考自己跟屏幕的关系,思考自己的一些观影习惯或者是价值观,这是我过去十几年最大的功课,也是一直推动我创作、推动我走下去的原因。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