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苓作家、绥化学院教师

没伞的孩子

2016-09-17长沙
我的学生们大概30%以上的人曾经是留守儿童;50%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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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伞的孩子

艾苓 2016-09-17


大家好,我叫张爱玲,笔名艾苓,是“西大”的老师。西大是绥化学院,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城区西部,因为是当地唯一的一所高校,绥化人就把绥化学院称为西大。

 

我1985年考入绥化学院,当时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2004年的时候,绥化学院专升本,是1999年以后升本的全国600多所高校之一,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


绥化在欠发达地区,所以到我们这儿来报到的学生,很少有人喜气洋洋,多数人都很委屈、很沮丧,他们一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这种情绪消化掉。我读书时候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我的学生们多数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和县城,除了黑龙江本省的,外省的比方说甘肃的、陕西的等等。在报到季的时候,我在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那些红色面孔和黑色面孔的家长。和这个相关的有一组数据是,绥化学院的贫困生一直都是占40%左右;我的学生们大概30%以上的人曾经是留守儿童;50%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

 

到现在为止,绥化学院还没有出现所谓的杰出校友,既没有高官,也没有富豪。他们绝大多数从基层来,然后又回到基层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做普通人的工作。2005年回到母校教书以后,我自己耳闻目睹了学生们的成长,我就想,是不是应该以非虚构的形式记录下来他们的故事,今年出版了这本《咱们学生》。


我特别愿意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学生故事,他们都是“没伞的孩子”,下雨的时候,他们肯定要比别人跑得更快才行。

 

我要讲的第一个学生,是女生贾。写作课刚刚开课不久,贾的作品被推荐出来讲评,我请她谈一谈写作的经历,她说我要写的说出来就太残酷了,现在写的都不是我想说的。“有的时候我站在七楼往下看,就想我太累了,看不到希望,要是哪天我扛不住了,干脆就从这儿跳下去,跳下去以后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当时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这个贾到底要承受多少压力,她的身高不到一米五,体重也就六十斤左右。

 

放学以后我跟她一起在校园里走。她告诉我她来自农村,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都没有劳动能力,她自己身体也不好,她说她要靠助学贷款和自己打工才能把大学读完。我特意找了她的班长,请她关照一下贾。班长人品非常好,在进行助学金评定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申请撤下来,把最后的名额给了贾。

 

两个月以后,也是在写作课上,贾忽然站起来说你们发现了吗,从咱们的教学楼西侧窗口往外看,景色太美了。其实绥化冬天非常长,应该说在很多人眼中,一个北方的小城市,冬天毫无风景可言。但是贾告诉我们,从西侧的窗口往下看,雪上面有落叶,是黄色的,雪化了以后,露出来的草还是绿的。

 

写作课结束以后,我和贾也还是保持联系,知道她一开始在一个写作学校打工,后来到了一个儿童心理辅导机构工作。寒暑假正是学生放松的时候,也是她最忙最累的时候。但是每次见到她,她都非常高兴。她说她们这个机构的老师先要接受系统培训,她在接受完系统培训之后,既能解决孩子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自己的心理问题。

 

大学毕业前夕,这个班有很多人向我报告喜讯,有的考上了硕士研究生,有的考上了公务员、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但是贾一直都没有消息,后来我在人人网上就看到了这幅照片。


她告诉我,所有的这些考试她都没有参加,她要回到家乡去工作,要照顾自己的父母。她还跟我说:“老师,四年的助学贷款,我现在就全都还清了。”那种自豪溢于言表。这份成绩单的份量,我想只有贾自己才知道。

 

在我的学生里,还有一些曾经做过支教生,绥化学院的支教生是到附近的农村中小学教学一个学期,有的还要当班主任。每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都跟他们说,一定要去,要毫不犹豫地去。

 

这些孩子在2007年8月份作为第一批支教生到了支教点。学校的情况、条件的艰苦,让他们特别惊讶。咱们就说住,他们有的要住在学校的锅炉房或者仓库里,还有的住在四处漏风的草房里,如果能住到老百姓家里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往往要自己生火取暖,还要自己做饭吃。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学生安,她就和食堂的阿姨住在一起。

 

她们住的小屋在食堂的后面,没有窗子,进门就要上坑,开门一定要开灯,要不然里面伸手不见五指。烟囱从这个小屋里穿过,安每天回去都发现小坑上有很多黑色的盖盖虫。有的同事告诉她,这些虫子有可能是从烟囱里爬出来的,她找了很多报纸把烟囱糊得严严实实,到了晚上小坑上还是虫子。每天睡觉之前安都要把盖盖虫清扫好,但是睡着以后,那些虫子又从四面八方袭击她们。最开始,我的学生需要胆战心惊地隔着几层报纸去捏死那些虫子;后来,她可以直接用手就捏死它们;再后来,工作非常累,她可以眼睛不睁就把它们干掉了。

 

安还给我讲过一次讨论课。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叫讨论课,说得很热闹,越说越远,就是不说和讨论有关的话题。课堂失控,安非常恼火,但是她不舍得骂这些孩子。等这些孩子终于安静下来,安说看来我没有经验,我教不好你们。回到办公室以后,安发现教科书、参考书里面有很多孩子的纸条,这些孩子在纸条里说对不起老师,我们错了,你不要生气,不要不要我们。第二天她批作业的时候,这样的条子还会从作业本里出来。

 

后来有一个小女孩交给安一张照片,说:“明天我不来上课了,以后我也不来了。”安一听不对,当天晚上就去家访了。她走到了这个家里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孩子妈妈肚子很大,看那样快生了,她家的小坑上还有一个女孩子,两三岁。孩子的爸爸说女孩子上学有什么用啊,干脆让她给她妈妈看孩子算了。安特别生气,直接当着孩子爸爸的面说:“女孩子怎么了,女孩子学到本事照样有出息。你们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想让孩子跟你一样混吗?”她越说越生气,也不等人家送开门就走。第二天上早课的时候,安在教室里又看见了那个女孩子,她马上过去说:“别让爸妈失望。”

 

支教结束之后,安没有再回到这所支教学校,但是她一直和这些孩子保持联系,那个险些辍学的小女孩,最后还是辍学了。安的学生大多数都没有读高中,他们到外面去打工,多数人都已经结婚了。在她的学生里,考入大学的最后有七八位。


这些支教生,大概有一半毕业以后考取了教师岗位继续做老师,其余的,我想不管做什么,半年的支教经历肯定是他们一生的财富。

 

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另一个学生群体,这些学生应该算是“考碗族”,他们把考取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当作就业目标。你可能认为这些人就业观念太陈旧了,或者告诉我在体制内还有哪些弊端,但是我特别理解他们。我曾经在县城一个机关做过九年公务员,现在也生活在小地方,我知道小地方给孩子们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创业空间也很狭窄,“考碗”必然会成为一些人的选择。

 

也是考虑到有些学生要“考碗”,绥化学院中文系在2009年开设了申论写作课,安排我主讲。第一堂课我一般都跟学生说,这门课不好玩,没有我教的其他写作课好玩,但是对“考碗”很有用。

 

在“考碗”的这些学生里,我最熟悉的是小玉。她的“考碗”经历,说起来特别像虚构的故事。有一年她参加了国家某局直属单位的考试,笔试成绩第一,超过第二名14分、第三名16分。我想这回是没有什么悬念了,她肯定会“上岸”的,但是她的小伙伴告诉我小玉失利了。我马上发短信问小玉,现在有没有考试录像,还有没有申诉的机会。小玉告诉我没有面试录像,也没有当场公布成绩,最后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了才宣布考生成绩。她的面试成绩不高,第三名,就是差她16分的那个考生最后胜出。

 

小玉安慰我说老师,没关系,发生这样的事情反正不是第一次了,我已经习惯了。她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背影终究没有背景来得强大,我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大概是半年以后,小玉参加了吉林省的省考,笔试成绩还是第一,最后又败北了。她的总成绩和最后上岸的人分数一致,但是根据当地的考试规则,当考生总分一致的时候,面试成绩好的胜出。小玉什么时候上岸的呢,她在参加了第18次笔试、第6次面试之后,考进了一家基层法院。

 

经常有朋友问我,你的学生中有优秀的吗?言外之意就是我的学生都是人家选完剩下的,学生苗不好。但是每一次我都告诉他们,有,有很多。在一般人的判断标准里,学生优不优秀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学业标准。但是我一直想,高考只不过是一次考试而已,我的学生那么年轻,年轻就意味着他们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前些天我见到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后来越来越严重。在她大学毕业前夕父母办了离婚手续,大学毕业以后她带着妈妈找工作,一边拼命赚钱,一边还要照顾母亲。现在她妈妈康复情况非常好,生活能够自理了,而且每天精神愉快,让她哄得乐呵呵的。我问她有成就感吗,她说我没有,我说现在我告诉你,你非常了不起,妈妈的晚年完全因为你改变了。


在我的眼里,无论我的学生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他们自食其力、有所担当,就是在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就是我眼中的优秀。


其实也有几个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就消失了。我想有可能是我们学校的毕业证,没有铺平他们的创业路、就业路,也可能他们认为自己混得不好,并且因为自己混得不好,就想切断和这个学校所有的联系。这个社会确实很功利,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是功利的,但是我一直觉得师生关系应该是零功利,我真的很惦记这样的学生。

 

前几天参加婚礼,我看到了另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是那场婚礼的司仪助理,他戴着白手套,黑西装,一会儿台上一会儿台下地忙,每次他出场的时候,那双白手套都特别耀眼。仪式结束后,这个学生低着头匆匆离开,可能他也是觉得自己混得不好。但是他不知道我们这几个老师认出他的时候有多高兴,我们说:“看,那是咱们学生。”有可能几年以后他会由司仪助理成为司仪,或者成为这个婚庆公司的主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还是司仪助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他还是我们的学生。我想在任何一个场合碰见他,我都会说:“看,那是我的学生。”

 

可能有人问我,我为什么要关注他们?我也曾经是“没伞的孩子”,我父亲是砖厂的工人,母亲是临时工,兄妹六人,我排行老四,家里人口最多的时候十二口人。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没伞的孩子,从农村出来的。大学毕业几年以后,我才有了人生第一把伞,那是一把非常普通的黑伞,但是有了这把伞,我好像拥有了一座在风雨中行走的房子,那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只有经常在雨中奔跑的人才能体会。

 

也是回到这所学校,遇到这些没伞的孩子,我特别想帮一帮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能够走近他们也是因为我教写作,我经常会把自己的作品读给他们听,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过错和糗事。他们也坦诚相待,写自己、写亲人。


我记得有一次在家里批改作业,一个男生讲父母离婚之后他多么绝望,他是怎样吞下那些药物,爸爸又是怎么把他从生死线上拉回来。我一个人在家里哭得稀里哗啦。他的一个同学看过这个作品跟我说:“老师,刚刚结上的疤,我们暂时不要当众撕开。”因为要尊重个人隐私,这篇作品没有拿出来讲评,但是我一下子记住了两个男生,一个男生曾经受伤,另一个男生在一旁默默地关注。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写他们?我是不是要为他们代言呢?虽然都是没伞的孩子,但是我和我的学生是不同的两代人,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毕业以后就有一份现成的工作等着我们,有时候还很体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大众化教育,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就业难度也增加了。我现在是打着伞站在雨里,我想我无权为他们代言。我写他们,因为我离他们更近。

 

我写他们,还有一个原因,是受我娘的刺激。我娘姜淑梅,是我在写作课之外培养出来的一个编外学生。她成为畅销书作家以后问过我一个问题,她说:“张老师,你的书加印过几次呀?”我说我出版了三本书,一次都没有加印过。她又问我一个问题:“都说你写得好,写得好为什么不加印呢?”


我怎么说,无言以对。我觉得假如她不是我娘,只是一个作家,是我的同行,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嫉妒她。但是她是我娘,又是我教出来的学生,我想我需要反省一下。反省以后我发现,我娘的作品接地气,我写的很小资、不接地气。写学生故事其实也是我接地气写作的一次尝试,今后我还会继续关注这个群体,学生落脚的地方都会成为我未来要去的地方。


常听到一个词叫阶层,也常常听人探讨说阶层固化的问题。一个社会存在阶层是正常的,阶层固化却需要打破。我的学生和他们贫寒的父母都来自底层,但他们不需要怜悯,需要的是理解和尊重。我想我能做的还有祝福,我要祝福他们每一个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