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谭伯牛,历史写作者,著有《战天京》《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等。

尽心做一个看热闹的人

2016-09-17长沙
几千万几亿人组成的一个国家到今天这个样子难道有那么强的必然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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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做一个看热闹的人

谭伯牛 2016-09-17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一席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历史的一些看法。

 

现在有一个词叫“吃瓜群众”,我的历史观就是看热闹,这个“吃瓜群众”特别符合我的史观。但是吃瓜群众看完之后一般是发一条微博,我吃完瓜之后可能会写一篇文章,甚至是写一本书。


前几天在微博上有个网友给我发了一个私信,这位网友是学历史的,应该是今年秋天做研究生。他想做的是中国革命史,尽管很多本科的同学对这个课程不说反感吧,至少不会觉得它特别有意思,但是如果真的进入到党史或者现代史的研究,也会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事情。但是这位网友不是问我具体怎么研究革命史,他问我做学问、进入治学的道路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种问题非常难以回答,但是我那天正好夜里看到这一条私信,我就给他回了,非常认真地、坦诚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到位地给了他一个回答,我说最重要的是开心。我是真这么想的,虽然这个词经常出现在香港电视剧里面,但是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

 

前一阵我又出了新书,然后就做了一些访谈。其中有一个访谈是一个朋友做的,那个题目就类似于“你是怎么走上这条研究清史的道路”这种话,一般都是说“你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最开始我并不是要研究历史,最开始我只是一个很单纯很朴素的想法,觉得读书非常快乐。

 

最开始我是读龚自珍的书,那个时候就像今天的粉丝追明星追偶像一样,觉得这个人太牛了、太棒了。读了他的诗和文章,非常佩服,而且让人感动。那么接下来的行为就跟今天的粉丝没有什么区别了,除了要看他的作品,还需要了解他最喜欢什么颜色,最喜欢吃什么菜系,最喜欢看什么电影;有没有女朋友,有没有男朋友,他的父母怎么样,他的子女怎么样,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跟江湖上有什么恩怨——就想把这一切都了解清楚。


那要了解这一切很简单,你就要读非常多的书。他自己的书你要看一遍,他朋友的书你要看一遍。他是一个清朝的人,我如果要了解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又不可避免地需要去了解清代的制度、文化,包括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稀里糊涂就读了很多书。


严格地说那个时候我对他了解得还是比较多,但是有的时候,你对他的行为了解得多其实还不够,就像谈恋爱一样,得到了TA的身体还想得到TA的心,但是得到他的心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首先你要知道他那颗心是怎么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思想史、学术史这些东西你又得去了解。你不仅仅要读他写的书,还要读他看过的书、他听说过的书,包括在他那个时代流行的一些畅销书,什么样的书不那么畅销但是对他又有影响,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部过一遍。

 

如果说我是怎么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我觉得就从阅读开始,我就从那一天开始走上了这个道路。

 

很多时候人家认为你写历史书,你研究历史,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史观?这就像你讲了一个段子给别人听,讲完之后他就问你,你这个段子笑点在哪里?这种人最讨厌。我一般回答说没有什么史观,反而问这种问题的人他有很多史观。他会把我写的故事看一遍,然后给我分析一遍。他说你看这里面,如果曾国藩如何如何,如果洪秀全如何如何,如果孙中山如何如何——假设了一遍,然后一直讲到今天。他的意思就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

 

我后来听明白了,我说你们这不是要什么史观,你们这是属于算命的那一套。因为你们总是认为历史有一个规律、有一个目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必然性。我说你三四十岁了,你想想自己的一生有没有太大的必然性呢?你活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每一步都是那么必然的吗?父母生下你难道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一个人尚且如此,几千万几亿人组成的一个国家到今天这个样子难道有那么强的必然性吗?

 

当然这种问题对方肯定是回答不了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太多人能回答得了,如果能回答得了的话,我们就会有一种统一的史观。

 

早期有人给我写书评的时候就讲,说谭伯牛这个书还可以,它有点像《万历十五年》;又有人讲我的写法有点像唐德刚。《万历十五年》虽然是一个专业的史学著述,但是在舆论界也非常有名气,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流畅优美的文笔,这个很重要。


但我要讲一下,它的文笔这么优美流畅并不是黄仁宇的初稿就是这样。那个时候中华书局接到书稿之后,让社科院文学所的沈玉成先生给它润色,如果把黄仁宇先生的初稿和润色稿放在一块看,你们就知道润色的功夫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沈先生加入的文学修饰,那本著作估计行之不远。

 

黄仁宇先生不像我,他不是看热闹的历史观,他是有历史观的,叫大历史观,叫数目字管理。但是那个大历史观其实很简单,如果要总结的话,他的大历史观就是对近代史的一个认识。就是说国民党用北伐和抗战解决了中国的高层结构的问题,共产党用土地革命解决了基层结构的问题,再在七八年之后,大陆政府用已经整合好的高层与低层,重新带领中国走上一条向往民主、自由、法治的道路。这是他的大历史观,为什么呢,因为整合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之后,才能让中国进入一个可以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国家,这就是黄先生的史观。

 

唐德刚先生的文笔非常风趣生动,但是他也有史观,他的史观叫“历史的三峡”。就是说中国从秦代开始一直到辛亥,就出现了三种制度:封建、帝制,然后要进入民治。但是从1840年近代史开始,帝制转向民主政治的过程非常长,有很多反复。按他的算法,要200年,也就是要到2040年才能够完成。如果说史观都能把具体的年月日算出来,就像我刚才开玩笑讲过的,那就不知道是史观还是在算命。


我没有什么不敬的意思,我是认为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喜欢历史,除了看学者写的那些书,尤其吸引人的是那些生动的、描述得非常好的、很具有文学性的历史作品。但是大家看了之后总是有一个疑惑:你讲了前面这么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历史,那你告诉我明天会怎么样?


其实不要说读者,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东西一定需要,不能说我看了这一本书我对未来毫无展望,对过去也没有深刻的认识,那我就会觉得时间、精力和金钱花错地方了,这是一种普遍的欲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黄先生、唐先生,他们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史观的问题,多多少少地安慰一下你:我给你写了这么多,你看完之后还是一脸茫然,觉得有点失望,为了不让你失望,我告诉你这个历史虽然很复杂,但是它有它的规律,而且还有它的方向——这是大众史学甚至专业史学里面都出现的史观,为大众所知的。

 

还有一种史观是跟政治有关的,不要听到政治就害怕,因为我们政治部门无所不在,我们的家庭之中也有政治,也有权力。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总有一个问题萦绕不去,不管是这个男的要问那位女士,还是这位女的要问那位男的,就是为什么是你?你爱我什么?这都是永恒的难题,没法回答的。可是在政治里面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我执政?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有的是出于选票,有的是出于……像清代是出于收拾残局。

 

清代的康熙皇帝,他也要回答这个合法性的问题,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朝得天下之政亘古未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清代原来在东三省、在满洲地区,我们并不要中原这块土地,并不要过来把明朝的皇帝赶走,事实上也不是我们赶走的,是因为你们那边出了一个人叫李自成、闯王,他打进了北京,把你们的皇帝逼得上吊。然后中原一片鼎沸,如果我们不出来帮你们收拾残局,那你们老百姓不要受很多苦吗?所以他说清代得天下之政是从秦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当然这只能听他说,这不一定是历史事实,而且他也知道这只是一个说辞。

 

隔了很多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造反派,一个革命党,这个党叫国民党。国民党在没有革命成功之前,孙中山先生就讲,他说我是太平天国精神的继承人。太平天国是干什么的,是造反的,当然没有成功,被湘军打败了。但他说我是太平天国精神的继承人,同时还要安排人去写太平天国的传记,写太平天国史。


后来辛亥革命成功了,尽管那个成功里面孙先生没有非常大的功劳,提醒一下,这个功劳最大的,我认为是袁世凯。袁世凯如果不称帝——当然这个“如果”是用得不好,那么他将是中国历史上至少排前三位的伟人,今天的地位当然不行,变成一个丑角了,因为他称帝,所以这个历史的道路不能走错,但是不能走错跟偶然有关系。

 

回头再讲,孙中山后来成功了之后,国民党执政了。那么按道理你是太平天国精神的继承人,你就得天天宣扬太平天国的精神,太平天国的精神就是造反,那国民党已经执政了,你天天宣扬造反的精神是不是有不合适的地方。而且在早期的国民党,既然我们要赞扬太平天国,那么像曾国藩、像湘军这些就是反面的典型。可是孙中山逝世之后,蒋介石最佩服的历史上的两个人,一个是明代的王守仁,就是王阳明;另外一个就是清代的曾国藩。那他就把曾国藩包括湘军的这些事情,又编入了国民党高级干部的培训教材。

 

这就出现了问题。到后来就慢慢地放弃,不管是孙还是蒋,不管是太平天国还是湘军,我们就尽量不去讲这个事情。

 

我要举这么长一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多史观都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对现实合理性合法性的一个解释,他是在历史里面去寻找合法性。这个是最无奈的事情,因为历史事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我挥一刀杀死一个人”,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那个人因我而死,我可能要受到处罚,或者没有受到处罚,这都没有关系。但是隔了十年、五十年,隔了一百年、一千年,对于我杀人的这个事情的评价就会不断地变化。

 

中国人都讲我们是儒家,儒家讲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臣能够杀君吗?当然是不行的。可是周朝杀掉商纣王,这个事情严格说就是臣杀君,那在儒家的体系里要怎么解释这个东西?你有什么样的史观来看待这个事实?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叫孟子,他就会讲“吾未闻弑君”——我没有听说谁把皇帝杀了;“闻诛一夫纣”——就只听说杀了一个独裁者。这话听上去是很解气,但是你有这个行为,就破坏了儒家的基本原则,破坏了纲领就破坏了原则。

 

我举一个横向比较的例子。我们知道日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英国一直到今天他们的女王还是中世纪欧洲那位皇帝的后裔。只有中国,两千多年出现了那么多王室、那么多皇帝,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说实在的,虽然说我们是一个儒家的传统,用儒家的观点去看待我们的历史,但是其实我们的历史并没有遵奉儒家的学说,儒家的学说更像一种事后的现实主义的,为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做出解释,去追求合法性的一种苟且之计。

 

正是因为不管是一个历史学家个人对历史要做这样的解释,还是一个权力机构、一个政党、一个强力的集团要对历史和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才会产出所谓的很多史观。而这些史观,很多时候我个人觉得它作为一种智力游戏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不能把它真当一回事。因为历史的事实、历史事实的解释、历史的意义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动;因为每个人不同大家的看法也不一样,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今天还要去写历史又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开心就好。


我觉得我看到那些事情,比如说曾国藩、左宗棠、湘军、洪秀全、李秀成这些人,都是智商情商很高的,他们在一个同样的时间和空间相遇,他们在斗争、在妥协,他们在怎么样。就像走到街头看到有一伙人在吵架或者打架,当然现在一般讲热闹的地方不要去、离远一点,但是我的个性就喜欢站在边上看,这个人骂了他一句,为什么他会这样骂?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突然从外面又冲进一个人打了这个人一拳,那他又是谁?

 

这场热闹如果我从头到尾看完了,看完之后我还心有余力,我还去调查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我把这些东西都弄清楚了,我讲给你听,大家都会津津有味,那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就是我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当然这比看热闹还是稍微要复杂一点,因为你该看的书一本都不能少,该抱有的同情一点都不能狗血,该做的考证每个地方都不要含糊,这个就是所谓的技术的训练,或者说科学的方法,最终你表达出来的时候,还需要一个文学的表现。但是你把这些东西全做完,我也不敢说这就是所谓历史的真相,这个只是我看到的一场热闹,而且用一个我觉得恰当的比较好的方式表达出来。你看完之后当然不会完全无动于衷,但是就不能到我这里来寻找史观,也不能问我笑点在哪,这就是我对自己历史写作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我虽然这样讲,但是也总想寻找人生的真谛、历史的意义。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往往可以从文学作品里看到这些东西,真正的人性的真实,真正的跟历史有关的那些本质的的东西,我往往能从小说里面、诗歌里面感受到。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先生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人,他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把历史和文学打通了。而且我们中国史学的源头本来就是这样,虽然期间有过断裂,但是我觉得它还会延续下去。

 

这就是我的今天的演讲,就介绍一下我自己怎么写作历史和对历史的一个观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