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梁鸿,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近年来连续推出《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纪实性著作,表达了对当下农民生存状况的长期关注。

看见”看不见”的中国

2013-04-20北京
“当他被按在地上的那一瞬间,他所有作为一个青年的尊严,一个爱美的、希望受到尊敬和认同的,他都没有了。她为什么没有机会来叙述自己,那个悲伤还在她心里翻滚、压抑,她从来不敢提起,那一刹那,我觉得历史的重压都在身上,我们看不见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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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看不见”的中国

梁鸿 2013-04-20

2001年3月的一个傍晚,我接到妹妹的电话,说小柱死了。

小柱是谁?小柱是我的堂弟,他和我同一年出生,比我小7个月。我们小时候非常亲密,我的小妹说,小柱死之前特别想找人说话,因为他怕一睡就醒不过来。

小柱怎么死的呢?小柱最后整个胃部完全溃烂,一咳嗽血就喷得老高,稍微按一下,整个身体就完全发臭了。

当时我一听我妹妹的电话,就非常伤心,因为我们俩曾经那么亲密,我们曾经是村庄里面最要好的朋友,最要好的伙伴。

从16岁开始,小柱在全国各地打工,从北京、安阳,然后再到青岛,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而我一直在求学,最后到了北京,在这边非常安静地生活。

我的意气风发和小柱在辛楚中死去,形成了强烈对比。在他死之前一个月,其实我回到了我的故乡梁庄,但是我没有去看他。

我的哥哥是一个乡村医生,他曾经给小柱打针,他告诉我小柱可能快不行了,但我没去看他。小柱去世之后,我心里非常伤心,一方面是因为一个生命的逝去,另一方面我也在叩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去看他?

好像事后这样说有点矫情,但其实的确有一根很尖的刺在扎着我。我为什么没有去看他呢?想对于小柱来说,对于梁庄来说,我们看不见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不见的梁庄,越来越遥远的故乡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电视上经常会看到一些景象,比如说春运期间那样一个拥挤的火车站,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符号化的场景,我们没有真的想到那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没有想那就是梁庄的某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不安和职业困惑之下,以及我自己一种试图重新回到自己内心的愿望之下,2008年7月份的时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带着我的儿子回到了梁庄。

我前后在梁庄住了5个月,两个暑假和一个寒假。这是我在2010年发表的《中国在梁庄》,这本书整个是以梁庄的故事作为基本载体。在这样一个叙述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新生的废墟,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总结。

什么是新生的呢?我看到梁庄有很多新房子,沿着公路盖的三层小楼,非常新,但是几乎每座小楼门前都是一把已经生锈的铁锁在把门,村庄内部是一个大的废墟状态。

我们知道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空心村,我们家前边就是一个空心村,整个村庄五六十家完全倒塌,所以我觉得这个废墟不单是一个自然环境的废墟。

梁庄原来有六七个坑塘,我们小时候曾经在这里边洗过澡,也曾经在这里面摸过鱼,但是我回去的时候,坑塘已经变成发臭的死水,生满了绿苔和苍蝇,你都无法走近。

这个自然环境包括小河,我们庄的湍水曾经是一条贯穿几百公里的大河,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们要发展工业,曾经有一段时间湍水完全发黑,化工厂那种腥甜的味道让人根本没办法走近,因为工业废水的排流使得河两岸都是一些白色的泡沫,有人用火柴一点,一条绿色的火焰就出来了。

在梁庄,除了自然的废墟状态,还有情感的废墟状态。我在梁庄听了很多故事,比如说我的五奶奶,她在家带着她11岁的孙子,但是在2011年的夏天,孙子在河里淹死了。

因为挖沙船在河里挖沙,是要取到黄泥层才不取的,黄泥层就已经很深了,湍水的河里面是一个又一个大的漩涡,那个小孩他也不知道,然后一下子就淹死了。我的五奶奶知道之后发疯一般跑到河里,而这时这个孩子的父母还在青岛打工。

我听了很多故事,比如说18岁的少年强奸了82岁的老太太,这好像有点耸人听闻,但在梁庄是一个巨大的案件。公安局在我们村庄里住了九个月,把两个单身汉一个吓傻了,一个吓疯了,一个天天在屋里嚎叫,一个脱成光屁股在村里乱跑。

我一听到这个故事,第一感觉就是,我既为这个老人伤心,同时心里面又隐隐觉得这个小孩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我调查,发现这个小孩从他3岁开始他的父母就在在新疆种地,他先跟他奶奶生活,奶奶去世之后跟着婶婶生活,最典型的说法他是一个留守少年。

在梁庄里边,行走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父母几乎都在外面,中青年群体都在外边。梁庄这样一种情感的废墟,我觉得是自从农民成为打工者这个群体之后,自从中国成为一个打工大国之后最为普遍的一个状态。

这是我们的梁庄小学,在十几年前它已经被迫关闭,其实我们村庄是大村庄。我曾经做过细致的调查,至少有60个适龄的上学儿童,但是也依然要关闭,因为商机有关闭指标。

因为这个学校场地挺大,曾经有一个养猪的人突发奇想,觉得在那儿养猪挺好的,结果我们村支书也答应了,因为可以赚点场租费,所以一时间梁庄小学变成了梁庄猪场,有好事者在大门上写着:「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

看起来好像是非常荒诞,也非常好笑,但是我在跟我的堂哥,他是民办老师交流的时候他就说,即使一个单身汉走过去心里也不美,河南话就是不舒服。

为什么呢,因为原来钟声一响,父母上地干活,孩子们在学校上学,那个钟声就是这个村庄一个特别大的凝聚力,它是一种文化的向上的力量。

我觉得一所小学的关闭可能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但是重要的是,这个村庄内部的生命力消失了,这个村庄作为一个民族子宫的功能就慢慢消失了。

这是2008年我在整个梁庄做的一个调查,最后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在梁庄》,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有一种新的想法。

《中国在梁庄》写的是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老人、妇女、儿童和自然环境,但是梁庄还有一群重要的人,他们就是在外的打工者,梁庄的喜怒哀乐与那一群人是息息相关的。

他们挣到钱了没有,他们多长时间回来一次,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不回来,梁庄的心跟他们是完全在一起的。

但是他们可能一两年见不到面,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把这样一群人的生活状态写出来,他们在城市怎么吃,怎么流转,怎么爱,怎样跟城市发生关系,城市怎么来看他,他们怎么样想梁庄,怎么样想城市。

只有把这样一群人的生活写出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当代村庄,才是一个完整的梁庄。于是2011年,我又跑了全国十几个城市,做了一本《出梁庄记》。我重点跑了有七个城市,第一城是西安,最后一城是青岛。

青岛是我最早确定的城市,但是我最后去了,因为小柱的这个事一直让我内心非常痛苦,我一直也惴惴不安,为自己的冷漠,也为那样一个看不见的生活感到内心的一种无助。但是我最后才去,也是因为迟迟不愿面对自己,迟迟不愿意真的去走进他们的生活。

《出梁庄记》首先沿着梁庄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流转的生活,基本上按照他们的足迹来走。我的第一城写的是西安,我的大堂哥二堂哥,是在西安蹬三轮车,他们在西安做了20年。

我的大堂哥二堂哥就是小柱的哥哥,小柱家是大家族五个兄弟里最小的,前边第一个就是他的哥哥,他的二哥,我到西安之后,我的二哥还有我的大哥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

然后我在那儿住了九天时间,跟他们在一块吃一块住,然后一块到街上蹬三轮。在我去西安的前十天,我大堂哥的三轮车刚刚被扣,因为他是个退伍军人,他特别倔强,他反抗了,死死抱着那个车不放。

我去的时候他整个胳膊还是肿得老高,手腕还用纱布包着,因为手铐铐着他,被手铐一捋,捋下去皮被捋掉了。他就给我讲,他这个车怎么被抓,抓完之后他想要把车要回来。

但是三轮车夫是绝对不可能直接找交警要车的,交警只负责把车抓走,三轮车夫是通过托儿来要车,他就给托儿拿了五百块钱,那个托儿就去了,说不行啊老梁,你的车要不回来,因为你的态度太差了,你居然敢反抗,你居然还骂人家。

我的堂哥说那给你七百块钱行不行,九百块钱行不行,最后说一千块钱行不行,然后那个托儿就跑了两三天说不行,这次人家真的是不给你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然后我这个堂哥就非常生气,因为他的车值两千多块钱,如果他能够把车要过来,掏一千多块钱他也愿意,但是要不过来怎么办呢?他就给我二堂哥打电话,说怎么办?

然后我的二堂哥就打电话,召集了一群三轮车夫,他们把自己的马甲脱掉,然后分成了三辆面包车,到了交警队门口静站,当然也喊了口号,站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大堂哥喊了口号,说这就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

我在书里面用「抢劫」做一个小题目,这就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因为他们在大街上影响了交通,后来交警就出来谈判,把车给我的大堂哥了。我大堂哥非常开心,但是他还是交了一百块钱,这一百块钱交给谁呢?交给停车场。

也就是说,交警、交警队、托儿、停车场和我的堂哥三轮车夫们,这是一条利益的生态链,停车场非常愿意车被抓,因为车被抓可以掏停车费,一天十块钱二十块钱。

所以都非常愿意在这个利益链下面,我的堂哥们,我的三轮车夫这些兄弟们,他们是最底层。

所以我的堂哥们他们在西安的生活,他们在每一个城市的生活,只要在中国生活的人,只要你在街道上走过可能都见过这样的风景。

一个老头卖红薯,车被抓了,红薯撒了一地,老头坐在地上,或者被抓,或者痛哭流涕。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也许就是我们的亲人。

同时这背后还有个大的问题就是,城市的建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农民必须来到城里打工来挣钱,但是城市又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呢?

你会发现他是不断被驱逐,不断反抗,在这样不断被驱逐和反抗的过程中,农民变成了暴民,甚至所谓的恶民。

经常会有人说你干嘛不守规矩呢?那么我们反过来再说,为什么城市生活不能包容这样一个职业呢?他们三轮车夫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一个应当受到尊重的职业,为什么我们的城市道路就不能容纳这样一群人呢?

有官员就说,这群人严重地影响西安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形象,下一步一定要坚决取缔什么三轮车、电瓶车,严重影响了群众道路的通行。谁是群众?很显然,我的堂哥们不属于西安的群众,不属于城市的群众。

这里边就包含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谓的城镇化,所谓的城市发展,所谓的农民要变成市民,到底什么样的农民才变成市民,什么样的市民才是真正的市民?

所以我在西安感触非常大,我堂哥们一直在跟我讲很多故事,怎么样打架,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

其中有一个年轻的三轮车夫让我感触最大。他有18岁左右,我在那儿7天,他从来不正脸看我,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脸刷一下红了,然后我的脸忽然也红了。为什么呢?当时我为他的脸红感到非常难过,就好象我的存在就是他的悲伤,他看到我就像看到他自己一样。

我一直试图跟他说话,跟他交流,但他一直背对着我,后来我就觉得,不能干涉他的生活。那么我在想,我和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和他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宽阔的鸿沟,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去采访他了,你去关注他了,你就有恩于他,你跟他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宽阔的鸿沟。

这个18岁的三轮车夫,染着黄头发,穿着黑色T恤和牛仔裤,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普通城市青年。但是为什么他那么羞耻呢,是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个职业是被人看不起的,他的父辈都被抓过,也许他也被抓过。

当他的胳膊被按住的那一瞬间,当他被按在地上的那一瞬间,他所有作为一个青年的尊严,所有作为一个青年那样一种爱美的,期待受到尊敬的,期待得到认同的,甚至期待对面有个女孩能非常喜欢地看着他的那样一个眼光的希望,都没有了。所以我那章我用了「羞耻」这个词,等有一天他脸不红了。

他的父亲每天跟我开玩笑,他说妹子,来照张相,然后自己摆各种姿势。父亲是接受了自己命运的一群三轮车夫,但是儿子还不愿意接受,他还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更向上的生活。

我想,如果我们整个社会尊重三轮车夫,如果我们整个社会尊重这样一种生存群体,那么这个男孩的脸就不会那么红了。

所以我觉得羞耻是我们大家共同塑造的,这个风景是我们大家共同塑造出来的,它不单是制度,还也包含我们在城市道路上每一个行走的人,包括在公交车上,我们鄙视他们的那样一种眼光,它都是有(影响)的,这是我在西安一个比较大的感想。

我再稍微说一下青岛。青岛可以说是我内心一个一个难以解除的结。我到青岛是因为我的堂叔在那儿,小柱已经去世了,梁庄人在那儿来来去去有三四十个人,现在只剩下有七八个人在那儿打工。

我这个堂叔是谁呢,就是我在《中国在梁庄》里写的那个五奶奶的儿子,他十一岁的的儿子,在河里淹死了,我一直想去看看他们在青岛的生活。

我的堂叔堂婶在电镀厂工作了十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电镀厂,我们戴的首饰只要是镀的都必须通过电镀来完成。而电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物,就是氰化物。氰化物是一种剧毒的化学产品,我的堂叔跟我说,一个小指甲盖那么大就可以毒死人。

它融在水里边,通过金属化合,然后这些金啊铜啊才能够粘在赤色的饰品上,所以氰化物是个必需的中介物。而氰化物所生成的蒸汽是一种剧毒的蒸汽,它需要各种设备来保证通风。

但是我通过各种关系偷偷进到那个厂里面之后,我发现那一群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呢?就像是幽灵。

也许是我现在作为一个城市人太敏感,但的确是那个样子的,那个蒸汽非常的浓重,我一进去呼吸一下子觉得非常滞重,难以呼吸,有颗粒的感觉,他们的头只有隐隐约约半张脸浮现在蒸汽气里面。

但是每个人都神情正常,都在工作,我的堂叔也神情正常。这个工厂的简陋程度超出我想象,我一直觉得我的堂叔脸部有轻微的中毒,我的堂婶脸也垮了下去,我觉得他们脸部都是有问题的。

现在我堂叔刚刚离开了青岛,我在跟我的堂叔在一块交流,我的堂叔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人家是要咱的命,咱是想要人家钱的,就是拿命来换钱,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生活。

小柱是在去工厂的路上一下子一歪就倒下了,从此再也没有起来。当时还想着能不能告厂里的状,但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啊,因为你也没有倒在厂里边,所以人家工厂根本不管。以至于没有任何办法,然后马上就回梁庄了,回到穰县去治病了。

他身边这个小孩是他五岁的孩子,名叫洋洋。这个孩子生得非常艰难,因为他的大儿子死了之后,我的堂婶一直想要孩子,但是身体太差一直不能怀孕,最后才生这个孩子。

在这个大厂区里面,可能有两千对夫妇在当工人,但在这个电镀厂里边,只有这一个孩子在这儿生活,这还是我的堂叔去求情。

他跟人家说,说我不能再失去这个孩子了,也没有人替我养,你一定得让我留下来。因为我的堂叔是个熟练工,所以厂长才答应了,后来其他老乡也想如法炮制,被厂长骂了回来,说根本不可能,我没有义务来管你们。

这个孩子非常孤独。因为青岛那个地方是一个老的郊区的一个村庄,原住民都住在崭新的楼房里边,这些老居住点是七十年代的建筑,非常潮湿低矮的房屋,住的都是打工者。

这个孩子每天放学,我去接他从幼儿园回来,一个人非常孤独地在巷道里走,非常的单薄,而他的母亲特别爱护他,我的堂婶每天晚上搂着她的儿子睡觉,搂得非常非常紧一动也不动。

后来有一次我就忍不住,我说堂婶你睡觉了没有,她说我没睡着,我说咱们聊聊天吧,然后我的堂婶就跟我开始聊天,她第一句话说,自从宝儿去世之后,我十二点之前从来没睡着过。

因为夜深人静,这样一个农村妇女,她白天是非常正常的,也欢笑,她也工作,也非常正常,但她从来没有机会叙述自己,她从来没有提她的大儿子,他今年如果活着的话已经21岁了。

那么我就想,一个农村人,她为什么没有机会来叙述自己,她为什么让这一切变成看不见的存在,那种悲伤还是在她心里翻滚,一直翻滚,一直压抑,她从来不敢提起,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从来没有给她机会诉说。她的生存,她的环境,她的整个状态,没有人给她机会诉说。所以夜里边的时候,她给我讲这样一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整个历史的重压都在我们的身上。

每当说这个我都是比较激动,洋洋呢,他的母亲经常用双重眼光来看他,但是洋洋毕竟还是幸福的,因为他在他父母身边生活,那1999对夫妇的孩子,至少有2000个孩子吧,他们都跟父母分离,有的甚至一年两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

我想中国农民这样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是怎么回事,是为了什么?这些看不见的生活,这些看不见的存在,它为什么变成了看不见的,为什么变成了一个灰暗的历史底层的存在?

我从西安一离开他们的城中村居住地,一转弯三里地就到了西安世博园。这里有主旋律的大街道,超大街道,超大商场,非常宽阔,非常整齐,非常美好,超出我的想象,仿佛城中村根本不存在,仿佛我的堂哥们从来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过,但是他们的确存在着。

今天我们的城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的政府在提,我们的各级官员都在提,整个现代化要求好像也在提,但是在这样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之后,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忽略了什么,我们把哪些东西看成看不见的了?

我想如果我们的城镇化不考虑农民的存在,如果我们一味地把农民搬上楼,赶进城,就变成了市民,就变成了城里人,我想这太简单化了。这也太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了。

我在南阳采访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个算命的,这是我的邻居,他的房间非常混搭,上面是毛泽东像,下面摆的是财神爷,左右是各种佛语,摆的是观音,还有关公,还有土地神,好像非常好笑。

在我们脑海里马上呈现一个算命仙儿,一个带着瓜皮帽、非常陈腐的那样一个算命仙儿。但在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特别美好的东西,非常开阔,非常光亮,他跟他的其他姊妹们相比,反而更加开阔。

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遥远的光亮,那种光亮来自于我们历史的深处,跟我们的传统息息相关,跟我们的本土文化息息相关,它仍然能够温暖我们的生活。

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传统正在一点点被蚕食掉,我们的城镇化完全模仿着西方,甚至还不是真正的西方,我们的楼房盖得越来越多,但是越来越单调。

我们自身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历史河流断掉了,它不是嬗变,也许我们的河流需要去再生,需要新生,但是它断掉了,被切割掉了,我们成了一个在沙滩上孤零零的人,非常丑陋,没有过去。

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民族,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生命记忆的民族和人,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是一个即时的人,所以我在想,在这个算命者身上,他身上那种遥远的光亮,特别值得我们珍惜。

他打过十几种工,当过三路车夫、卖过肉、卖过菜、然后在建筑工地当过工人,最后他身体垮掉的时候,只好学算命。

但是他觉得非常开心,他还到他儿子的班级里面去给人讲课,因为他儿子学习非常好。我觉得从他身上真的能看出,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还是有很多积淀的。

最后这张图片是我的亲姑姑一家人新年时的全家福,我2011年春节回家给她照的相,她的四个儿子长年在湖北、新疆、云南打工,最左边这个孩子已经七年没有回来了。

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农村,我们的看不见的中国也能够这么温暖,也能够这么笑口常开,也能够从我们的发展中获取它一个基本的存在,基本的温暖,基本的幸福。这样一来,看不见的中国才能够散发它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