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舟浩宁舟浩,纪实摄影师。从拍身边的残疾同学开始,陆续拍过建筑工地里的农民工、养老院里的老人、残疾孩子、京剧演员、大小商人以及自己单位的机关干部等等。他拍摄的《一个人的城市》,是中国第一组以摄影的形式反映社会城市化养老的一组照片

身边的时代

2013-07-20北京
持之以恒、甘于淡泊,其实这是一个纪实摄影师最基本的要求。假若我的拍摄对象没有能力发声的时候,假若我相信他,我会以他们不能拥有的声音,替他们评判是非,奔走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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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时代

宁舟浩 2013-07-20

今天我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是《身边的时代》。很久以前我和几个朋友出远门,那是一个晚上在高速公路上。我当司机,大家怕我开车打瞌睡就一直跟我说话,最后我们的话题落在了我们每个人的理想上。

他们问我你的理想是做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想当一个摄影家。这时候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朋友们在车后面都爆笑,他们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他们抱成一团,说你现在乖乖地干你现在单位的事儿多好,何苦要当一个摄影家,当一个摄影家你永远是那个照相的。

没错儿,其实我就是一个照相的,很多人认识我是从这组照片开始的,这组照片叫《一个人的城市》,拍摄于2000年到2004年,这组照片是我国第一组以摄影的形式反映社会城市化养老的一组照片。

其实拍摄这组照片最初的原因是源于一次偶遇,那时候我结婚以前住在我妈妈家里,我妈妈对门住着一位老太太,当我上班下班的时候老太太总会打开她的防盗门对我报以善意的微笑。

时间到了1999年的除夕夜,我正在家里和家人吃年夜饭,突然我们家的门被老太太敲开了,原来是她家厨房的水龙头跑水了,就是冻裂了,我过去一看,整个屋子里、她的厨房里面她炸的鱼、藕盒全部被泡掉了。

年三十儿晚上我们也找不到工人帮忙,我和几个邻居简单地帮她把那个管道处理一下,然后就告辞了。临走的时候我留意了一下她的屋子里竟然只有她一个人,伴着一盏瓦数很低的白炽灯泡。

外面是除夕夜,整个城市都在放鞭炮,楼道里也弥漫着炒菜和喝酒的香味儿,很难想象就在我的隔壁,就离我这么近的地方还有一个这样的老人,她在度过一个寒冷的,充满了一点儿惊吓、充满了很多意外的孤独春节。

时间到了春天,我在完成我《芙蓉街》的选题时候,我发现了芙蓉街上有一栋很漂亮的老房子,当我试图走近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发现房门是虚掩着,锁着的。但是我一听,我听到房间里面有老年人的呻吟声,我感到很意外,向他旁边的一位邻居求证,邻居说这个老人不慎摔伤了胯部。

但是他的孩子每天还要上班没法儿照顾他,所以就让他躺在床上,给他准备好一天的食物。事后我就准备一次考试,大约过了不到一周我又返回来再拍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房子周围堆满了花圈,原来锁着的门也打开了,很明显上次在屋子里呻吟的那位老人已经去世了。

我们想一想这位老人他临终的最后阶段,他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孤独,寂寞,病痛,黑暗,就是这样子。说到寂寞我个人是有很深的体会,我觉得有可能在座的各位也有这种体会。

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外地当兵,妈妈在工厂工作,所以家里没有人照顾我,那时候我就被锁在家里。每天早上从七点半我妈妈离开家,到下午五点半我妈妈骑着自行车回来,这期间我一直在家里,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这么多书看。

我现在回忆起那个时候唯一的记忆,就是看着我家桌上的那个马蹄钟咔……咔……咔……,我就数着这个时间过,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通过这几次的这种感触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现在城市里社会化养老的选题。

起初我去试图接触更多的老年人,获得我的拍摄线索。哪里老年人多呢,我就到了公园里,每天早上公园里有很多晨练的老人,见了他们我就问,您周围有孤独寂寞的老人吗?大家都比我聪明,我没有得到答案。

这样做了三个月,我其实挺痛苦的,我是一个早上起床挺痛苦的人,所以说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坚持四点多钟起床,五点钟就准时来到公园,我们家周围的几个公园我只找到了这样一个线索,就是画面上大家看到的那个线索。

有一位姓王的老人,在大明湖公园的南门那个花园里面玩一片树叶,一片树叶他就能玩一两个钟头一动也不动。

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办法,随着我对这个选题的深入,我逐渐地意识到了我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我来到当时省里一家硬件条件最好的老年公寓,本以为老人们能在这里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这个老年公寓里面有一流的生活设施和娱乐设施,但是当我和这里的老年人接触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老年人,他们最想得到的日子还是每个月的月初月末那几天,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儿女会来老年公寓续费,他们在这个时候可以见到他们的子女。

这张画面中,储在时老人年初二来看他患老年痴呆症的妻子,他回忆说,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她才二十岁,但是现在他的妻子有的时候已经是一种昏迷状态。

在泰安荣军医院里我见到了我遇到的第一位英雄邢复平,我现在说他是英雄,是因为他在20岁的时候,就在解放战争四平战役中因为一次战伤失掉了自己的一页右肺和九根肋骨。在当天的拍摄中,我是最后一个拍摄他,我在他的房间里等他,他穿着他的呢子外套,提着两个八磅的暖瓶进了屋子,他说你还拍不拍啊。

我当时很意外,我很难把眼前的这位健硕的老人和一位伤残军人等同起来,当他脱下自己外套的一半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大家现在眼前的这种情景,我完全被这个景象所震慑住了,要知道他在19、20岁受伤以后回到国内,他就一直在荣军医院里面疗养。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并没有以一个伤残军人的身份自居,他负责着医院里的安保,他负责着医院里的花圃,我听别人说他还曾经赤手空拳抓住过小偷。2003年邢复平因为肺部感染去世了,我觉得他的形象要强过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一个英雄。

在老年公寓里面拍摄,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很暗淡的光线和狭窄的空间,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和老年人的交流。画面中这一位老人是老宋,他是脾气非常暴躁而且他又酗酒,所以说我在接触他的时候,老年公寓的很多工作人员说你要当心,他急了眼会打人的。

我就觉得非常奇怪,所以我放下那种获取图像的欲望,我细心地和每一个老人热情地打招呼、同他们交流,但这时候我发现原来我的想法是错的,每一个老人看上去严肃而紧绷,但都会在你和他短暂打招呼以后,马上向你敞开心扉。

因为这些老年人太渴望交流了,我和老韩谈他的过去,谈我的过去,谈他的爱好,谈我的爱好,我给他看我的相机,他给我看他以前的老照片。就这样慢慢我们就熟悉了,所以说我以后就有了这张照片。

在往后的时候,医院里的人都对我和老韩能够没有障碍地交流感到非常的意外,有一次老韩患了非常严重的感冒三天不能下床,他下床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走道里去抽烟。他每天要抽很多烟,这个时候他看到我正好拿着相机,他从那个楼道里面过去,说小宁你不是要拍照吗,你现在就可以拍了。

所以与其说这张照片是我去拍的,不如说是老韩让我拍的。

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叫侯方仁,他是抗美援朝的一位受伤的老兵,因为他受的伤不是战伤,所以说他没有军功章。又因为他的出身不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没有入党,但是他在失去四肢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嘴咬着一支铅笔头画了恩格斯的像。

虽然他不是党员,虽然这个时代没有给他想得到的东西,虽然他把自己的美好青春和四肢全都给了我们这个国家,他还依然没有抱怨,在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拍摄这个老人以后,我觉得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的事情并不是有一天我看到这个床空了,或者说是这个床换人了,因为我知道这位老人最终会永远地离我们而去,甚至我觉得在那种非常残酷的生存状况下,去世似乎是生命的一个不错的终结。

每当我问这些老人你感到寂寞吗?这些老人都会摇摇头说习惯啦,人年纪大了就是这个样子,这才是让我感到最为悲伤的事情。这组照片发表以后,非常多的人难以接受画面中的事实和这种画面中的残酷。

他们说你怎么老是拍这种社会的阴暗面,这个时候我心里确实非常难受,他们说得我像一只趴在别人伤口上嗜血的苍蝇,在榨取这些老年人最后的影像。在我内心最虚弱的时候我不断地给自己打气,我说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我在提醒我周围的每一个人他们所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情。

著名摄影家安哥说过,照片是不会说话的孩子。当你把照片展露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你的价值观、你的目的毫无保留。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理解我的行为。

《京剧的守望者》这组选题从2004年拍摄,到现在还一直继续,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从过去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演出时候的万人空巷、一票难求,到现在演员断层、观众断层,剧场里面演的话也没有人看,这之间只有几十年的距离。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向很多人求证,我觉得最令我信服的一个理由,还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力的逐步丧失,大家看这张照片,不是ps的,剧场要生存、演员要生活都需要钱,然而不卖票就没有收入。

一个剧场如果只是播排这种京剧演出,很快它就会经营不下去。这张就是剧场里面的照片,由于长期缺乏经费、长期缺少补给,他们的设施年久失修,我们的国粹就在这样的地方上演。

白天我在京剧院里跟着京剧院的朋友们上街,把他们舞台上的一桌二椅装到卡车上拉到街上去,去推销每张10块钱的戏票,还是非常少有人问津;到了夜晚我们再把这些道具装到卡车上,拉回剧场里面去进行晚上的演出,年轻的京剧演员甚至都得不到承办方的尊重。演员们要想找一个合适换衣服的地方,暖和有水的地方,对不起,只有洗手间。这位老先生叫胡逊,当时距离演出开场不到30分钟的样子,他买票来到这儿以后被眼前的情况惊呆了,因为不但没有人跟他抢座位,而且他还可以随便挑一个座位,剧院里面就他一个人。

他回忆说当年马连良先生到这个剧场来演出的时候,曾经通宵排队买票,一票难求。但是时间就是过了几十年,我们周围的时代、我们身边的时代就发生了这么大变化。

拍了这些照片以后,从2004年开始拍,到2010、2011年间,我所在城市的那两个剧团,他们的剧院职工的收入从原来的不到60%,到现在有了很好的提高,而且有一点非常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有了自己固定而且条件不错的排练和演出的场地。

我觉得这组照片最让我感到满足的,还是我通过个人的努力让我的照片告诉了我们周围千千万万的读者,在我们周围还有这么多人用青春、生命和热血来守卫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有好多京剧演员在训练中会受伤、会变残疾。其实我拍摄照片,我真正得到的是我对事物真相、对社会本质的进一步的了解,而我的照片则是这个了解过程的副产品。

《民工》是我大学毕业后拍的第一个选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学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建筑工地工作。民工来自于农村,工作在城市的最底层,干着城市里面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

我们再看这一张,这位叫「黄毛」,他的真名叫刘佩彦,他是我拍摄的第一位民工。当时我搬到一个新建的小区,在我们小区的后面就是一栋新的大楼,每到晚上九点半以后我就听见后面有农民工吹着笛子在唱《流浪歌》。

强烈的好奇心让我拿起相机去找他们,我就认识了黄毛。黄毛是因为他染了一头黄头发。他和他安徽的六个农民工兄弟在济南做粉刷匠,就这样认识了。

有一天黄毛对我说,上一个工地的工头欠我2800块钱,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把这2800块钱讨回来。其实作为一个摄影师我想象的一个画面是他和那个工头见面以后剑拔弩张的那种紧张的画面,我有一点害怕,但是我对影像获取的欲望还是促使我答应了下来。

那天下着雨,我和他们去了以后事情并不是像我想象的这样发展,这位工头本身心虚,看到旁边有一个人背着相机像媒体的样子,所以很顺利就给他打了欠条,我并没有得到我想得到的画面。

但是事情并不是发展得这样顺利,当我回到工地的时候黄毛他们把我请到了他工地旁边的一个小吃摊,他给我专门点了一碗面条,里面荷包了一个鸡蛋,还专门点了一个辣椒炒鸡,虽然我不太喜欢吃辣椒,但临走的时候我发现黄毛他们仅肯吃馒头,蘸一点炒鸡的汤。

他把那碗面条作为对我的优待,最后结账的时候他们六个人翻遍了口袋,凑了20来块钱才勉强结了账。事情还在发展,三天以后,当我下班的时候,我们传达室的大爷很紧张地跟我说有好多人找你,你当心。

我往里一看原来是黄毛他们,因为他们的工地和我们家住宅是隔壁,他们过来的方式不是绕过来而是翻墙过来,工地那边很多建筑垃圾,所以传达室老人肯定是问他们找谁,他知道找我后,传达室的老人就有点紧张。

黄毛他们给我带来了一包苹果,还给我妈妈带来了一包糕点,我说什么也不想留下,但是他们一定要让我留下。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黄毛的传呼,他约我在离工地不远的一个夜市边上见面。

当我骑着自行车过去的时候,我发现黄毛他们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他们的东西都打包了。我就问你们的工钱要回来了吗?他说我们一共才要回1200块钱,剩下的1600我们也不打算要了,我们打算回家。

到这个时候黄毛他们一行六个人在这个工地上、在济南这个城市干了4个月才拿到1200块钱,用他们的话说连饭钱都不够。

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叫石光明,他在采石场因为一次哑炮的事故被炸掉了右耳、右眼睛和整个右边的下颌,在医院里他输血就输了4000毫升,要知道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身体里所有的血基本也就是4000毫升。

刚开始抢救的时候医生量不到血压,在这样受伤以后由于他没有跟采石场签署任何的合同,采石场拒绝支付任何抢救和治疗的费用,而且采石场还拒绝承认石光明曾经是他们采石场的工人,他们把他推得一干二净。

在石光明住院以后的两个月里,每次换药石光明都要经历特别大的痛苦,因为他的口腔被炸得破裂了,所以每次换药的时候他都会发出非常让人难受的声音以至于没有病人愿意和他同一个病房。

我在去石光明的病房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人躺在那儿。事后我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石光明,石光明还要坐起来向我道谢。当我一定要强制扶着他让他躺下的时候,我发现本来一个非常健硕非常高大的小伙子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和营养不良,他的身体已经像一个干瘪的苹果一样非常轻了。

完事以后他的哥哥送我出病房,我问他的哥哥,你抢救石光明花了多少钱,他苦笑对我说反正借的是高利贷,这辈子恐怕都难以还上了。

我们再来看看韩佰忠,韩佰忠是我所在工地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的年龄要明显大于其他农民工,当我和其他工人在聊天拍摄的时候,他总是离得很远,笑着看着我们一句话也不搭。

有一天挺晚了韩佰忠把我叫到他个人的工棚里,悄悄地问我能不能帮他解决一点问题,韩佰忠给我讲了他的故事,韩佰忠是山东曲阜人,很久以前他是村子里第一批出来打工的人,所以说当时他有一份不错的收入。

有了这些收入以后他给家里盖了瓦房、买了摩托车、供自己的几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挺好。后来他想进一步发展,他又借了一部分钱,在当地做起了建筑机械的出租生意,但是没想到,用韩佰忠的话说,倒霉就倒霉在这上面。

他全部的血汗钱和家底押出去以后,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堆欠条,没有办法他又重操旧业,他卖掉自己的房子、卖掉自己的摩托车以后钱还是不够,怎么办,他又让自己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女儿从高中辍学。

他重操旧业,干了十五年以前的营生,来到济南做一个泥瓦匠,按照我和韩佰忠的约定,我找了一个报纸法制版的记者朋友请他来帮帮忙。那天我和这位记者如约来到工地来见韩佰忠,但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其实我对这个事儿挺生气的,我给你找来人给你帮忙了,你却藏起来不见了。

事后我又见到了韩柏忠,韩佰忠悻悻地对我说欠钱的都是老乡、都是亲戚,我怎么能和他们打官司。

为了拍摄这张照片,我必须爬得比农民工更高、身体探得更靠外。画面中的这位工人,他对我说他有18岁,但是在事后我和他的其他工友聊天的时候,他的工友不断地暗示我其实他远远没有那么大,顶多也就是16岁。

为了拍这张照片我需要把身体探出去,探出脚手架以外去。在拍摄之前其实我是准备了一条安全带,安全带一边拴着我的腰,另外一边拴着脚手架,但是我发现安全带太短了,没法获得我要的角度。

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位农民工朋友帮了我,他本身抓着脚手架把身体探出去,然后我再用他当绳子抓着他的手,把我的身体几乎整个在脚手架上探平,一个手拿相机拍摄这张照片,拍完了这张照片以后他把我拉回去。

我在脚手架旁边坐着抖了非常长的时间,浑身不由自主地在抖,我非常地害怕,但是有的朋友说,他们害怕吗,我们想一想他们害怕吗。有的人说他们天天在上面,他们习惯了,但是我觉得以生命为赌注来挣钱,挣这份以生命为代价的钱,很难是以「习惯了」为理由来解释的。

2000年的时候,这组照片曾经参加了全国一个比较有名的摄影展,而且有幸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当时我只有25岁,我非常兴奋,因为中国美术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艺术的殿堂,我的照片能在那里展出,说明我的艺术造诣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但是让我非常意外的是,照片展出之后,我的民工兄弟们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利益,他们照样拿不到工资。

在我们周围这样的情景比比皆是,尤其到了年初年底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让他们的子女到城市里来和我们的孩子一起上学,也不要说他们受伤得病以后能得到及时的救治,不要说让他们能搬到城市里来住,只是他们能足额及时地拿到自己的血汗钱这点儿事我们都做不到,所以说我们对于民工的关注、对于民工的关怀还有非常远的道路要走。

这位叫小黄,他是河南人,有二十七八岁,他跟着他的工地走了有七八个城市,他们是做幕墙工程的,他的爱好并不是每天下班之后去城里转转,他说那个地方东西太贵我也不习惯,他的唯一爱好是在每天吃完了饭以后在楼顶上凉快一会儿。

他看着落日,看着太阳落到城市的地平线以下去,我说你为什么不到城里走走呢,他说俺们农村人啊,我们只是工地上的人,不是城市里的人。

著名的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你离得不够近。这句话几乎作为一个摄影的圣经被我们传颂了无数遍,学习摄影后,我对「近」的理解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这个近是物理的近,就是说你跟它的贴近,物理距离很近,这一点我们都容易理解。

我觉得第二点近是更重要的近,是一种心理的贴近,理解观察的贴近。所以我就开始拍摄我的「近」,我拍摄我每天上班的这个单位,我就拍摄了我的近。

看这张照片,我在我的单位里面看到了传说中的「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办公室生活,我也看到了他们在单位里面生存的这种安全感,这种堂皇貌似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那些貌似合理的存在。

有的人问我说你是反体制的吗?我说我不是反体制的,我只是有一些理想。现在回想来,从1993年的3月23号,我妈妈悄悄地塞给我840块钱买了我第一台相机到现在,我拍照片将近20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摄影为我带来了很多乐趣。

摄影对于我最大的欢乐还是影响之乐,影响之乐包括哪些呢,有鲜花,有掌声,用力地握手,用力地拥抱。成千上万的回帖,当然说也有恐吓也有暴力。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两个物体之间力的方向相反,大小相等,我清楚地知道我所感受到的力量,我所感受到的压力也就是我真正给与这个社会、给与我周围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在好几年以前拍摄完《一个人的城市》这个选题以后,有一天我的手机接到了一个电话,上面写的「来电号码不明」,我就很奇怪,我就拿起来,那显然是我照片的一位读者。

他非常激动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了七八分钟,在这七八分钟内我了解到他是云南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在外面讲学,最后因为我在单位接电话并不是很方便,当时我还在忙别的事,他在得州讲学,我说您在德州距离济南很近啊。我说欢迎你以后回家路过德州来济南,我们见面再聊。他说不是啊,我那个得州是得克萨斯州,不是出扒鸡的那个德州。放下电话之后我的心情很复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当时我在11点左右接的电话,让一个人在地球的另外一端,费尽了各种方法找到了我的手机号打电话来,表达他看到这个照片之后的激动之情。

我想可能我的照片中有了某种和每一个人都相关的所谓的普遍意义,持之以恒,甘于淡泊,这是一个纪实摄影师最基本的要求。那么说做纪实摄影,我觉得到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成本,第一个成本就是时间成本,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师,你没法计划也没法约定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一张什么样的照片。

纪实摄影要求你长期地精确地稳定地去关注某一件事情、去观察某一件事情,积少成多。就像我们存款那种零存整取一样,经过这种过程把它集结成照片,我们才能感觉到我们度过这一段时间的分量。

而我感受到纪实摄影的另外一个成本就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对于我来说就是放弃,就是甘于寂寞。在起初做摄影之初,我的很多朋友和我一起拍照,后来他们陆陆续续到了别的行当,有的人经商,有的人走仕途,他们做的都风生水起,有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很辛苦,看到他们也很羡慕。

但是我知道正因为我有了摄影之乐,这就是摄影对我的回报,我就应该无论这个道路对也好错也好,我必须坚持下去。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借美国摄影家尤金•史密斯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尤金•史密斯说假若我的拍摄对象没有能力发声的时候,假若说我相信他,我会以他们不能拥有的声音替他们评判是非、奔走呼号,我也愿意用我的照相机来关注我们身边的时代。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