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傅国涌,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著有《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等。

寻找真相就是寻找未来

2013-08-18上海
历史并不是今天必然比昨天好、明天必然比今天好,它不是线性的,历史是曲折的、是复杂的、是网络状的。所以我今天想回答,如果今天有人问历史是什么?我会回答说,历史就是关于人类有限性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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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真相就是寻找未来

傅国涌 2013-08-18

因为我所从事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职业,这个职业是历史研究。

中国有非常源远流长的史官文化。从古到今,我们有《二十五史》,还不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有二十七史。我是从二十五史开始研究,研究到现在——一百多年的中国是我的研究范围。

我所从事的这个职业虽然很古老,同时又是常新的职业。每一个时代都可以产生这一代的史家,我看到我的老前辈司马迁先生,他是一个史官,写下了《史记》,千古之绝唱。我很不幸,没有机会再成为司马迁,只能成为傅国涌,所以这是我的不幸。但是我说我也非常有幸,因为我可以成为我自己。我虽然微不足道,但我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所以在这个歪曲悖谬的世界当中,我们何等的需要寻找真相。今天这个时代,不是一个真理匮乏的时代,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曾经是一个真理过度的时代:有的人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有的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所以我们的真理——太滥俗了。

我们缺的是真相。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很多都是假象。所以我用我一生的时间来寻找真相,为中华民族、为我个人,重新寻找真相;为我这一代人、也为我的下一代人和我的子孙后代,寻找真相——这是我一生的命运。

我为自己有幸活在这样的时代、有机会做这样一份卑微却伟大的工作,而感到无比的欣慰,这是我的有幸。因此我的不幸就转化成了有幸。

我的一个好朋友,厦门大学的教授谢泳,他喜欢说一句话:摆事实,就是讲道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太喜欢讲大道理,我们喜欢摆事实,但是摆事实本身,它就已经把道理讲出来了:因为事实都呈现出来了,道理也就在其中了。

所以我看到,如果从司马迁到我有什么变化的话,我想有的。因为司马迁他是一个史官,而我只是一个史民。史官和史民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官有两张口”大家看到了吧?民只有一张口。官为什么有两张口?一张口是替皇上说话,说给皇上听的;另一张口才是属于自己的。

而我只有一张口,只能代表我自己说话,所以我从史官变成了史民。这也是中国的历史研究从朝廷为中心转向了以民间为中心,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史官文化到史民文化演变的一个脉络。

“史民”这个词是昨天下午我到了上海以后,午休时在床上想到的,临时想出来的。我想“史民”有什么特点呢?刚才屏幕上说我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鲁迅也是自由撰稿人,王小波也是,我也是。没有错,中国人都这么说,但是我却不喜欢这样说,因为我喜欢说“我是一位独立撰稿人”。

因为我说独立我可以做主、我可以决定、我是否独立。自由我决定不了,自由决定于外部的环境,因为取决于你跟这个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否自由。所以我想,独立性我可以做到。第二个我能做到的——作为在一个没有史官的时代,我作为一个史民能做到的,就是民间性,纯粹的民间性。

我离开这个体制已经24年了,我今年47岁,我一生中,绝大部分的时光都活在体制以外。所以我真正是属于民间,我的一生都属于民间:纯粹、简单、朴素。一日三餐,一碗面条就足以养活我。所以很多人担心你何以活下去,我说:我一定能活下去。因为我说我一碗面条

就能够养活自己,中午我就吃了一碗面条来到了这里,花了20块大洋。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30年来中国最深刻的变化在民间,因为民间社会在50年代被中断了,直到70年代末才慢慢地回来。我相信「一席」就是属于民间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这样一个场合来对话、交流、演讲就属于民间。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1978年之前、1953年之后。

所以我说78年以后的中国35年的时间,民间社会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它非常的弱小、非常的脆弱,很可能被任何力量都可以击碎它。但是民间社会毕竟重新存在了。我本人就是民间社会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份子。

我从事的职业是历史研究,那么我就要思考什么是历史。在我的思想当中,一直以为历史是往前的,历史是一条直线。但是这个想法,几年之前被这样的一段话打破了,这段话告诉我

历史只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我们必须理解和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 善 美的东西。

历史并不是今天必然比昨天好、明天必然比今天好,它不是线性的,历史是曲折的、是复杂的、是网络状的。所以我今天想回答,如果今天有人问历史是什么?我会回答说,历史就是关于人类有限性的记录。

我个人是有限的,所有的人类都是有限的。如同芦苇上的一滴露珠一样的,脆弱、微不足道,太阳一来,它就不见了。但是,正是有限的人类创造了无数的世界,产生了无数的人物。他们所做、所为、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就构成了我们人类的历史。

我们人类在时间上是有限的,我们都活在时间的刻度当中;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在空间上活在此地——上海——这是我们的有限性,我们不能同时在纽约、在东京;我们在人性上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的内心有自己的幽暗,如同我们内心有自己的光明一样。

我们在智力上是有限的,我经常说我不过是个中人之智,跟爱因斯坦相比的话,智商可能只是他的零头;我在身体上是有限的,因为我会生老病死,我会感冒,所以我身体上有限;我在性格上也是有限的,我会发脾气,我会对人不好,我不是完美的……

人类这一切有限性,就决定了我们的历史就是关乎人类有限性的记录。所以我想,我们做历史研究,其实要做的就是要打通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那条神秘隧道,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我们不过是有限的人类,而不是无限的人类。

研究历史首先就是要从寻找真相开始,寻找真相从寻找史料开始。我曾经写过一本书,2011年出版的《百年辛亥》,在这部书当中我使用了大量的材料。辛亥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百年,但是我在辛亥一百年的时候,仍然能够写出别人没有写过的,原因就是我能找到很多过去的人不重视的史料。

在这些史料当中,我能够重新找到历史的脉络,重新找出历史的解释。这份材料是一个非常难找到的材料,它只有一个地方有,就是湖北武昌的那个起义纪念馆里面保存的一份。他家属捐献的,叫陈文斌这样一个普通的士兵写的生平记。

这份东西呢,没有出版过,没有正式出版过,别的地方图书馆都没有,只有这个地方有。我就托了一个朋友,去了三次,每一次都不给他看,最后他们总算同意给他看了。他说,你不能带水杯,你也不能拍照,你也不能使用任何的其他的工具,你只能看。

朋友最后反复地向他求,因为受我所托,说你能不能给我抄。最后他们总算同意,说,你可以抄。所以他用手给我抄下来。这是其中的一页,他给我抄的,那这一篇东西,他给我抄下来,其实我使用到的,也只是其中的一条材料,可能十个字不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享受到很大的乐趣,因为我知道这条材料,对研究历史、对认识辛亥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这份材料是我托朋友在北京图书馆的微缩胶卷上给我复印下来的,一千多页当中的一页,但是这份材料我虽然复制下来了,最终没有用上。因为我找遍了所有的朋友,甚至求助于神奇的互联网,最后也没有人能认出这些字。

这是英文的、手写的,很多英文非常好的朋友,看了这个都望而生畏,只能认出几个单词,没有办法读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所以我最后非常遗憾的把这一千多页包起来放在我的柜子里,等待有朝一日有一个朋友能认出它来。

寻找史料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充满了乐趣,它也充满了好奇、未知、不确定性,有的时候你找到了还用不起来,有沮丧,但是寻找的过程是快乐的,因为它有可能性。从史料到史学,还要走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我们把史料历史记录当作是知其然的话,那么历史研究,就是在史料基础上的一种综合,我把它称为“知其所以然”。

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过来。它需要你自己的判断,需要你自己的功夫,需要你自己的思考,需要你自己的生活的经验,需要你怎么样去破解,那些千头万绪的史料,最后把它整理得清清爽爽。

有很多史料其实到最后,我们也没有能够整理清楚,因为太复杂了。但是我最终想明白了一件事,什么是历史?历史,我刚才讲了,就是人类有限性的记录。那么什么是历史研究?我也想明白了,历史研究就是把复杂的历史问题复杂化,而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历史书,看到的历史教科书,尤其是,就是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下了一些明确的、单一的、简单化的结论。但是今天我相信,历史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准确的、百分之百的。

历史总是复杂的,它有各种复杂的背景,有各种复杂的线索。每一个历史人物,他都有复杂的性格,他有复杂的动机,所以你要把这些复杂的东西都呈现出来,历史才是更靠近真相的;如果你把这些复杂的东西都去掉,剩下一个非常简单、清晰、明了的结论,也许你就说错了,因为它跟真相就离的很远。

所以我相信今天这个时代,离辛亥已经100年了,要复原辛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但是通过史料,我们仍然有可能靠近辛亥的现场。

我知道在辛亥革命发生前夕,中国到处在流传着两本书,一本叫《推背图》,一本叫《烧饼歌》。其中《烧饼歌》里面,刘伯温当年想的两句话成为晚清时候民众流传的口号,叫“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这就是当时人心思变的一个标志。

我有一天蓦然发现,这张图片上就有这两句话,但是它是贴在这个大门的右侧,它贴在这里只露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字,没有把所有的字都露出来,上面大门右侧的标语上,露出的是「手执钢刀」和「罢手斯其」几个字。

我一开始破解不了它什么意思,我破解了“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但是“斯其”两个字后面是什么,我破不出来。后来我又找到一个材料,是一个日本的间谍,叫宗方小太郎,他在1911年的10月24号,就来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图片所在的这个地方。他看到了这个标语,他就在日记中写下来了。

原来是这样写: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斯其时矣。原来他把它改了,他把“杀尽胡人方罢手”改成了“杀尽胡人斯其时矣”。把《烧饼哥》给改动了一下,这样的话,把这些东西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我们就知道晚清时候,人们对胡人、对满人是何等的恨,人心思变是如何的急迫。

然后当时通过这一张照片和日本间谍的日记,我们看见的历史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真实的历史。我看到在那个时代,人们纷纷在流传,天上有彗星要掉下来,彗星掉下来意味着,天下要动刀兵、清王朝要灭亡了。

那我就找到了很多人的回忆呀,当时丁玲,女作家丁玲在湖南常德,她只有九岁。一个小女孩,她已经有一点记忆,她的母亲也经常跟她说,所以她说她看到了,看到了彗星;在我们浙江富阳,有一个作家郁达夫,当时也是一个少年人,高小的学生,他每天半夜爬起来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去看那个彗星,看到最后也没发现、没见到,但是说明真有其事。

但是另外一个人,在福建福州的一个小学生,叫萨孟武,后来他成了一个著名的法学家,他看到了另外有一个历史学家,将当时还是个学生,在河南舞阳的郭廷以,后来是近代史学的大家,他也看到了。另外有一个革命党人在北京,他叫景梅九,他也亲眼看到这个彗星。

不仅这些人回忆当中出现了这个彗星,而且在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面,也记下来了。1911年10月13日,朱峙三,一个学生,师范学生,在湖北黄州,他的家乡,看到了这颗彗星;1911年10月25号,在北京有一个翰林叫恽毓鼎,也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个彗星。

10月17日,当时在汉口的日报,武汉的这个英文报纸上,也登了这个彗星的事;而且在10月24号,法国驻北京的公使代办斐格写给他法国外交部长的信里面,也写到了中国有彗星出现。

彗星出现意味着天下要变,这是当时中国人的天文知识所局限的,认为天下与朝廷的改变是相吻合的。所以我说人心思变不仅体现在《烧饼歌》、《推背图》也体现在彗星。同时我还看到了,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后,为什么清王朝在迅速瓦解。

它的原因不是革命党人力量很强大,革命党人人数很少,就几个人。有记录的进入了这个同盟会的名册的人,充其量2000人而已,要颠覆一个拥于267年历史、掌握着全部的军警、民团实力的一个政府,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性的。

但是我看到武昌起义之后,当时的整个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逃难的潮流,城里人往乡下逃,乡下人认为城里安全,往城里逃,互相逃。有钱人往租界逃,再没有地方逃,就逃到东交民巷,再逃到八国饭店。

凡是有外国人的地方,中国人都逃过去了,租界就爆满,租房子都租不到了,三家人要住到一起,住在一个客厅里,都睡在地上打地铺。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出现的景象是,除了逃难以外,就是金融危机,因为大家要逃难就要到银行去兑现金,所以很多银行就撑不住了,很多钱庄就关门了。由逃难引发的,不仅官员逃、民众逃,大家都在逃,城里人逃、乡下人逃,所以这些图片上都是逃难。

由于逃难引发的是谣言四起,到处都是谣言;谣言引发的是金融的恐慌,所以钱庄、银行就被挤兑得很多都停业了、关门了。这么一来整个中国,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广州乃至一些中等城市,银行都出现挤兑的风潮,整个中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崩解的。

大清王朝是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面,在谣言、逃难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面土崩瓦解的,而不是被某个革命党打倒的,革命党没有实力可以推翻一个王朝。

所以世界上我们看见很多的危机其实都是人心深处的危机。人心深处的危机呈现在表面上往往是金融的恐慌,金融恐慌的背后,带来的是政府财政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最后清政府愿意跟南方革命党人和平谈判,南北和谈最后和平交出政权,用一个和平的退位诏书结束267年的铁桶江山。

原因就在于:它没钱了。

当时大清王朝的财政部叫做度支部,他的代理大臣是一个满人叫绍英,就这个人,我看了他的日记,边上就是他的日记,在他的日记当中我们看见,他在当时每天的工作就是借钱,向外国的银行借钱,借到最后一分钱都没借到,所以最后他就撑不住了。

南方政府怎么样呢?南方政府也借不到钱。外国人说,既不借给清政府,也不借给孙中山的政府。双方都借不到钱,所以他们只好发行军用钞票,这些军用钞票拿到市场上,老百姓马上就不认可,因为你等于是抢钱嘛。所以你看到这些军用钞票,发行了多少版本啊,每个地方都有。

所以这么一来整个南方政府也因为财政的困难、北京政府也因为财政的困难,双方都没有钱,就双方都打不起来,最后就说和谈吧,我们也交权吧。所以南北和谈的背景是“双方缺钱”。

这些历史的真相,过去我们不大讲,我们以前老讲革命的如何伟大、革命如何了不得、革命如何重要。其实不是,革命的背后是人心的变化,革命的背后是金融的恐慌,革命的背后是财政的困难。

这些真实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社会的变化、历史的变迁,往往是在另外看不到的生活层面,而不是在革命这个层面。

那历史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我们坚持寻找的真相在哪里?

我想说,历史乃是一个过程,历史不是一个结果,历史是一个永远、朝向未来的过程。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一个答案,看作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就错了。历史永远是一个过程,我们都处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地,我们就在历史中。我们都在参与历史,无论以听的方式,还是说的方式,我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我说历史是一个过程,所有人都在历史中,无人能够例外。走在前面的和走在后面的,都在历史的过程里面。寻找真相,就是要将复杂的历史复杂化、将简单的历史简单化,如果这个历史真的是简单的,我们将它复杂化了,那你就搞错了。

所以大多数时候,我所知道真实的历史都是复杂的。我把复杂的问题复杂化,是研究历史的一条真实的路径,我看见未来在哪里:未来在历史的深处,未来在我们真实的生活追求当中,每一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连接着遥远的未来。

未来,虽然不在此刻,但它同时也在此刻。因为没有从此刻出发,永远都没有未来。

我说我们人类很有限,我个人很有限,但是面对我的上帝,我愿意说:我把我的有限,交在你的无限当中;我把我的短暂,交在你的永恒当中:我把我的贫乏,交在你的丰富当中;我把我的丑陋,交在你全然的美丽当中。

因为你,我的有限,可能变得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