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技·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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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效平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席第542位演讲者

演讲稿

各位朋友下午好。大家刚刚看的是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一个很小的片段。李尔王是一个非常高贵又单纯的人,他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有一天他想退休,他对三个女儿说:女儿们,你们各自向我表示你们对我的爱,我把我的国土一分为三作为礼品送给你们。

大女儿说,我爱你超过爱我自己的眼睛,眼睛能够看到的一切可以用价值来估价的东西都抵不上我对你的爱。她说我的爱超过赋予我们美德、赋予我们美貌、赋予我们健康、赋予我们荣誉的生命。没有一个女儿像我这样爱她的父亲,没有一个父亲能像您这样得到我这样女儿的爱。

他的二女儿说,我和我姐姐是一样的。姐姐所表达的所有的爱都是我所要表达的,但是我觉得她的表达还不能够表达我的心情。可是我嘴太笨,我就不说了。

三女儿说,我就像一个女儿爱一个父亲那样去爱,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我会像我的两个姐姐那样出嫁的。我们的妈妈也深爱她的父亲,但是她还是嫁给了您。

然后你们看见,李尔王勃然大怒:没有爱就没有嫁妆。

李尔王退休以后,把本来打算给三女儿考狄利亚的那份财产一分为二,分别赠给大女儿和二女儿。但两个女儿在他失去权力以后,就开始凌辱他,虐待他,欺负他,然后导致重大的悲剧。

当三女儿嫁到法国以后,她心如刀绞,觉得自己两个姐姐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然后她率领法国军队打到英国来,要解救自己的父亲。战争很快结束了,她的两个姐姐被打败了。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很小很小的偶然,完全可以避免的偶然,莎士比亚写的考狄利亚还是死掉了。

在莎士比亚去世以后不久,英国人在演这个戏的时候,他们就让考狄利亚复活起来。李尔王安度晚年,考狄莉亚也跟自己的父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是编剧,如果你们是导演,你们现在演这个戏,是让考狄利亚死掉呢,还是让考狄利亚活下来?

有的人说活,有的人说死。赞成考狄利亚死去还是赞成考狄利亚活着,这是人类戏剧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这就是所谓中世纪和现代世纪的分水岭。

中世纪和现代世纪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中世纪有一些伟大的人物编织一个信仰,整个社会相信这样的信仰,所有怀疑这些信仰的人都是恶人、都是坏人。这样一些伟大的人物用一个人造的苍穹扣在我们的头上,当我们每个人抬头望去的时候,不是看见自然的天空,而是看见人造的伦理的天空。

在中世纪的戏剧里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世纪的戏剧一定表现它对世界的信心: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中世纪欧洲比较古老的戏剧只表现圣迹。什么叫圣迹呢?这个人一身麻风病,然后相信上帝了,麻风病好了;这个信徒如此苦难地受尽折磨,但是信仰从来不动摇,他得到上帝的报偿,在天堂里有了很高的位置。

到了比较接近于但丁的时候,比较接近于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一个戏有比较多的人的色彩,神的色彩比较淡了,这个戏就叫《世人》。在这个戏里面,当一个人要死掉了,他就非常恐慌,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不是很道德的,他就希望有一些人陪伴他。于是一群人出来,这些人分别是美貌、智慧、道德、忠贞、贪婪、勤俭、勤劳——所有的人都是道德的标签,以道德的名字为他们自己的名字。这是在欧洲被广泛演出的戏剧。

但是但丁以后,人们开始想,凭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些伟大人物编造的集体信仰?凭什么我们要相信抬头望去的信仰的天空就是真实的东西?

现代世纪和中世纪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现代世纪每一个人有权利自由地探索知识,每一个人有权利自由地寻找财富、追求财富,每一个人有权利自由地安排自己的信仰,每个人有权利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从一开始但丁掀开这个人造苍穹的一角,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苍穹实际上是假的,是可以掀掉的。

我们暂时把我们的信仰往边上搁一搁,当我们以个人的身份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和世界是什么关系。你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序的吗?你相信这个世界本来是有意义,而不是由伟大人物赋予它意义吗?你相信这个世界本来是有道德的,而不是伟大人物赋予道德,然后伟大人物教育我们君臣父子吗?

当我们每一个人以个人的心灵来和这个世界交往的时候,我们就达到莎士比亚那样的高度。我们就发现这个世界是无序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里面写了两个女儿对父亲的虐待,他并没有交代这两个女儿怎样的恶怎样的坏。两个女儿的恶行就像大自然里面那些肮脏、残暴的东西,就像大自然本能的东西一样。当然考狄利亚的善行也像大自然本身一样。《李尔王》所写的恶,《李尔王》所表现的善,就像大自然本身一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并没有进入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如果莎士比亚仅仅写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话,我们不会在400年后、在8000公里之外的地方还会谈论莎士比亚。

《罗密欧与朱丽叶》写了青春的美好,青春的爱情战胜了两个家族的仇恨,他对爱表示了更大的信心。但是莎士比亚另外一个写爱情的戏剧进入了他的四大悲剧,就是《奥赛罗》。

如果我们看《奥赛罗》的第一幕,奥赛罗和苔丝狄梦娜那样恩爱,我们会相信如果这一对夫妻做不下去了,那么天下的夫妻都是不可信的,都是有做不下去的可能。但是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是只用了五天的时间,故事发生了五天,奥赛罗把苔丝狄梦娜杀掉了。

这个杀掉的过程,你用手摸过去,一点疤痕、一点裂缝都没有。真是一个天才,你就是信服。是的,在这种情况下奥赛罗会把自己的妻子杀死的。

为什么呢?他杀死自己的妻子不是因为别的,完全是因为他只要求百分之百的爱,他要求最纯粹的爱。他说结婚以后我就像一个蛤蟆一样,在那个潮湿的地窖里感到喘不过气来,为一个问题而苦恼。为什么问题而苦恼呢?啊,这些美丽的人儿,我们在名誉上把她们据为己有,为什么我们不能支配她们的喜怒哀乐呢?

不要以为奥赛罗是一个闭塞的人,爱的本能就是无限的占有,无限的进入。而这种无限的占有是绝不可能的,只能是瞬间的。只要你保持爱,这个爱就折磨着你。

我们所有人要想把爱情维持下去的话,只能是百分之七十的、百分之六十的、百分之五十的爱。可是奥赛罗不,奥赛罗要百分之百的爱,这样就必然导致他最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这是莎士比亚对爱情更深刻的描写。

我们知道《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父亲叫他去复仇,他总也不能够复仇,最后他自己和恶势力、和他的叔父同归于尽了。看起来是复仇了,但是复仇的结局并不是他安排的,一切都是他的父亲、都是恶势力安排下的,他再顺应着这个恶势力灵机地、随机地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了。他始终没有能力,始终在犹豫。

为什么没有能力去复仇呢?因为他有高度的智慧。他看不到这个世界的价值,他觉得如果整个世界都是没有价值的,我为父亲复仇有什么用呢?他想到人生是不值得生活的。他对自己的女朋友奥菲莉亚说,不要结婚,所有的女孩子都不许结婚,进尼姑庵去吧,人是不值得生下来的。

他说比如我,我这算不错的了,但是我是那样地贪婪、卑劣、怯懦、残忍。他分析自己的心灵,给自己加了很多罪名。他跟他的妈妈讲,他说如果一个40岁的女人都不能够坚守忠贞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要那些青春女孩子们坚守忠贞呢?

他对他的女朋友奥菲莉亚说,你美丽吗?你忠贞吗?如果你既美丽又忠贞,你千万不要让你的忠贞和美丽交朋友。因为只有美丽把所谓忠贞给腐蚀了、败坏了,我从来没有看见忠贞可以使美丽变得更纯洁、更美好。他说整个世界是一座大监狱,丹麦是最坏的一间。我不爱人,我对人毫无信心。

他这样深重的怀疑主义到什么程度——我要死去,我拿一把小刀,立刻就可以把自己结束了。但是当我死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如果像我现在正在活着的这个世界一样地毫无价值、一样地肮脏紊乱,我的死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此深重的怀疑主义使他在现实世界面对责任的时候寸步难行。

这就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以个人的名义面对整个世界,他发掘到一个巨大的悲剧,这种悲剧就是我们人的卑微。这个世界是无序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一切秩序和意义不过是那些伟大人物编造出来让我们相信的。而当我以个人的名义相对,我们真正的悲剧性就在于那一切都是假的。

莎士比亚刚刚死去的时候,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和现代世纪的意识形态还在拉锯,所以他死去以后不久,英国的戏剧人就相信世界是有秩序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莎士比亚是不对的,于是就安排了考狄利亚活过来。

可是再过了一些日子,社会更坚定地无可返回地跨入了现代世纪以后,整个西方的人、整个欧洲的人都接受了,喔,莎士比亚是伟大的。考狄利亚死掉使《李尔王》成了一个伟大的悲剧,任何一种使考狄利亚复活的做法都是把《李尔王》、把莎士比亚庸俗化的做法。

那我们中国的戏剧处在什么阶段呢?

30年代,曹禺大概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写了《雷雨》。他说我为什么要写《雷雨》呢,我就感觉到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方向 、把握自己的幸福,但是所有的人都在泥潭里挣扎,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的悲剧,但是我知道悲剧是肯定的、不可抗拒的。现代科学家把它叫作自然法则,古希腊人把它叫作命运。我都不相信,我不能够解释。

因为他不能够解释,他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写出了这个世界的悲剧性的真相。他的这个作品出来会使一些中世纪的道德家非常愤怒:你这是对父亲的侮辱、对家族的侮辱,这是极其不道德的一个作品。

当时的文艺批评家们就出来教导曹禺,说小伙子戏写得好的,但是你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你不知道悲剧是什么,我们可以告诉你。悲剧就是因为黑暗的封建制度,悲剧就是因为私有制。当我们起来革命,推翻私有制的时候,悲剧就终结了,人类就幸福了。

很多革命青年相信这一点,参加革命,最终我们实现了公有制,消灭了私有制,但是悲剧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文化大革命”中南京大学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就是自杀,27个,从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多讲。

事实上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当中都有非常残忍的,非常多的人道主义的灾难。把每一个个体碾碎的故事太多了,这个我不需要多举例,大家都知道的。

作为戏剧,我们是歌颂公有制呢,还是歌颂私有制?当我们歌颂公有制的时候,觉得只要我们实行公有制就可以避免悲剧性。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历史不是这样。

当我们歌颂私有制的时候,觉得私有制可以避免悲剧。可是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早已讲得非常透彻。马克思描写的西方世界羊吃人的残忍,以及西方世界的买卖黑奴、西方世界的殖民,都是非常血淋淋的大量制造悲剧的过程。我们可以歌颂它吗?

还是我们像曹禺一样,描写人的卑微,我们不能够解释我们悲剧的根源?或者我们比曹禺更高明,我们喜剧地描写我们的状态,就是整个人类就像徘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一头愚蠢的驴一样,不知道吃哪一堆草。

曹禺有一个好朋友,都是在南开大学一起做戏的。他曾经跟曹禺说过,你应该再写一个戏,写王昭君。古代诗歌里都是把她写成悲剧性的,你应该写一个和亲的、建立民族团结的王昭君。曹禺说,我要写一个笑嘻嘻的王昭君。

结果他的好朋友黄永玉在他生命接近终结的时候给过他一封信。黄永玉说你在解放前是汪洋大海,寂静无声的,但是你是汪洋大海。可是解放以后你是山间的小溪,你为名利所累。我们可以听见你哗啦哗啦的响声,但是你早已不是大海了。

曹禺非常勇敢地把黄永玉写给他的这个东西贴在自己的书房里。临去世的时候他很沉痛地说,想明白了,太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来不及写了。

80年代,在岳阳一个县城文化馆里有一个籍籍无名的知识青年,叫陈亚先。他的父亲因为“历史反革命”被镇压了,他由他的叔叔养大。他的叔叔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很多的批斗,但是那些批斗叔叔的人,在他叔叔死去以后给他又办了隆重的葬礼。

叔叔办葬礼的时候,陈亚先躺在家门口的河边上,听着葬礼上远处吹来叫作千夫叹的唢呐声,他感到天地如此浩大、如此复杂,命运如此不可操纵,而自己是如此卑微的一个生命。然后他把这种感觉写成了《曹操与杨修》。

《曹操与杨修》这个戏,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能够详细地讲。他写了智慧和权力的冲突。权力的本质是要有人崇拜,要有人拥护,但是任何权力都经不住智慧的一声冷笑。而智慧呢,如果智慧把自己坚持到底,实际上他就愚蠢到连施展智慧的机会都没有了。

陈亚先写了杨修毫不妥协地要把智慧坚持到底,而曹操因为自己的雄才大略、自己的远大理想,打了七十年的仗,十室九空。国家必须统一,战争必须结束,他需要这个权力。而当他需要权力的时候,他必须不能够容忍智慧,于是最后曹操把杨修给砍了。

砍头的时候他跟杨修说,我是不改初衷的,我从来没有对你怎样地不好,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地揭穿我、嘲弄我呢?杨修也说,我也没有改过初衷。最后曹操哈哈大笑说,斩。

这是一个伟大的剧作,这是一个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的剧作。陈亚先以自己个人的身份面对这个苍茫大地的时候,发现这个苍茫大地是不可控的。我们只感到我们的卑微,智慧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权力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当时还有一个卑微的人物在兰州京剧院,就是尚长荣先生。尚长荣先生看了这个剧本非常激动,拿着这个剧本连夜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那个时候从兰州到上海要三十几个小时。到上海以后找到上海京剧院的马博敏院长,跟她说,我想做这个戏。马博敏他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考虑了尚长荣的建议,就决定把这个戏做出来。

尚长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这个戏做得惊心动魄地好。在北京大学演出的时候,北京大学说我们看惯了样板戏,我们看惯了京剧。我们一分钱不出,你来演就演。马博敏跟他们苦苦哀求,说一分钱不出我们太没有面子了,一块钱,一张票一块钱。北京大学学生会勉强答应。

结果演出结束以后,几乎半场的观众涌上台来,跟这些演员、跟这些创作者热烈地拥抱。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戏。

那个时候演出来,上海市委领导一干人等去审查的时候,当时马博敏作为京剧院的院长跟领导说,欢迎你们来审查,但是今天你们的意见,不管同意演也好,不同意演也,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戏演下去。那是80年代,那是艺术家。

尚长荣过了十年又做了一个戏,叫《贞观盛世》。他觉得世界还是有秩序的呀。导演说,你们说我拍马屁,我就是要用这个戏拍马屁,我们现在就在盛世,我们会走向新的贞观盛世的。

又过了十年,尚长荣又做了一个戏,塑造了一个道德榜样,《廉吏于成龙》。这个戏是说反腐败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把这个戏专门发文件,叫上海市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都看这个戏。陈良宇的这个批示现在成为一种讽刺。

这种讽刺是一个偶然,那它必然性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戏是怎么写反腐败、怎么写廉洁的。说于成龙吃不上饭了,他的佣人实在看不下去,就拿自己的手镯到外面当一点钱回来,这样好吃饭。于是当手镯的时候被坏人看见了,坏人就说你装廉洁,你看,你不是还有手镯吗。结果佣人出来说,这是我娘家给的,我们实在吃不上饭了,我当了。

坏人又说,你看他到哪里都挑着一对沉甸甸的箱子,箱子从来不打开,我们打开这个箱子看看他是真廉洁还是假廉洁呢。打开箱子一看,是于成龙每到一地当官时候捧一钵土放在箱子里,以不辜负当地百姓的期望,表达自己的廉洁。于是这个坏人就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对不起啊,我错了,我要改。

世界如果真像他写得这么有序,我们需要后来这五年如此惊心动魄的、甚至非常残酷的反腐败吗?把反腐败这样一个严酷的状况,做得如此之儿戏、如此之轻飘飘,然后还非常得意地认为表达了他的理想。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美国有个小说家叫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写过一个叫作《败坏了哈德莱堡镇的人》。欧洲有一个小镇,据说孩子在吃奶的时候就接受道德教育,这个镇的道德最高尚。

有一个人就觉得不相信,他就拿了一布袋黄金送到那个镇子去,说二十年前有一个人救助过我,现在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如果我能找到这个人的话,这一布袋黄金就是他的。于是这个镇子道德构架立刻就崩溃了,所有的人都编织各种谎言,出尽了丑,说我救了他,我救了他。

我们江苏也做了一个戏,叫《小镇》,根据马克·吐温的这篇小说改编,把马克·吐温撕下的人类道德假面,又贴回去。戏里写有一个人拿着500万,说二十年前有人救助我,我找不到他了,如果这个人被我找到的话,我这500万就属于他。

这在镇子上吹起一点点小小的波澜,然后人们的道德弥坚,稍微撒一点小谎的人都深挚忏悔,说我再也不回这个镇子了,我给这个镇子丢了脸。有一个老先生稍微有一点动摇,在动摇之后立刻清醒过来,捍卫了这个道德小镇的荣誉。这个戏在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上拿了全国的大奖,这一点特别能够标明我们中国当代戏剧所在的状况。

大家都知道我们做了《蒋公的面子》,昨天,《蒋公的面子》在南京三年来的驻场演出又卖空了,一个空座都没有,还加了很多座。我这里很坦诚地讲,我应该谦虚一点,但是我还是尊重事实一点,我不要那么做谦虚的样子吧。

戏剧人一定知道,在南京一个戏演到七十场、六十场,不打折,不赠票,每一场都加座,这是很难做到的。马上11月、12月还会演,我还会充满信心地知道它会卖出去。为什么?

因为我们写的三个被蒋介石邀请吃饭的教授,他们都不是道德榜样,他们都是在一种困窘之中。我坚持端着这个样子,不跟蒋介石吃饭,我就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于是我又想跟蒋介石吃饭又想不丢脸,费尽了周折。

所以在《蒋公的面子》里面,我们看不见道德上给我们指出出路,我们只看见跟我们一样困窘的人以及比我们更困窘的人,在面临道德问题的时候首鼠两端。怎样选择都可以给自己辩护,怎样选择都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抽自己的耳光。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的戏被现代戏剧观众们广泛地接受着。

我最后讲一个结论性的东西,现代戏剧应该是什么呢?戏剧是一种精神生活,表现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它要高高地居于实践世界之上,在云端低首看人类的种种实践,看出我们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用诗意的表达有时候是悲剧的,有时候是喜剧的。这种喜剧就是滑稽的、调侃的、荒诞的,并不是幸福的结局。

假如有两个物理学家,有一个物理学家做到顶点,走到他的学术的边缘,他会跟你说,对不起,我跨不过去了。我是卑微的,我的实验仪器是卑微的,我们人类是卑微的。剩下来的问题就是神学问题,跨不过去了。另外一个物理学家跟你说,这个世界我搞得定的,这个世界我已经找到它的最终真理,我能够解释这个世界。

两个物理学家我们相信哪一个呢?如果我们相信第二个物理学家,专门去阐释他所找到的种种世界的秩序,种种世界的道德伦理,那戏剧立刻从云端、从精神世界掉下来,成为现实世界的工具。那就不再是艺术。

可能有朋友会批评我,说好像你这个听起来不一定是中世纪和现代世纪的区别,好像是中国和西方的区别吧。我在批评尚长荣的第三部戏《廉吏于成龙》的时候,尚长荣在上海的朋友就批评我,说难道你要拒绝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吗?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就是大团圆结局,你要拒绝这种方式吗?

我在文章里面就告诉他,对不起,大团圆结局不是中国人民独有的。所有中世纪的戏剧全是大团圆的,所有中世纪的叙事作品全是大团圆的。因为在中世纪,像我刚刚讲的,所有的人相信一个集体的信仰,这个集体的信仰之下的世界一定是有秩序的。

不要把大团圆当作中国人的特性,它只是中世纪特性。很多贴上中国化标签的东西,当我们把标签撕掉之后,我发现底下实际上写的是三个字:中世纪。

谢谢各位。

考狄利亚的结局
#文化 /南京/2017.10.22
我们真正的悲剧性就在于那一切都是假的。
评论 (56条)
发表评论
134****5832 2018/04/15
标签下的三个字:中世纪。我们离现代社会有多远不言而喻。现实中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国人早己在人造的苍穹中麻木、迷失、甚至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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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616 2018/03/21
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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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272 2018/03/03
一语点醒梦中人,加深了我对戏剧的理解,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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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树 2018/02/20
愚蠢的政治权利道德,那些标榜拥有终极正确程序伦理的脓包们,祸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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