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途 北京工友之家研究员 一席第619位讲者
他们觉得总有一天会回到老家,但这5000多万的第一代打工者回老家了吗?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打工者的故事。

2003年我刚博士毕业不久,在国外生活,接受了一个国际研究项目的邀请,回到北京来做调研。我找到了当时在北京为工友服务的一家公益机构,叫北京工友之家,他们当时在海淀区的肖家河。我找到他们,跟他们的新工人艺术团去建筑工地为工友们演出。

▲ 新工人艺术团演出,2006年。
后来工友之家搬到了北京的皮村,在那里创建了一所同心实验学校,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至今这所学校还幸存着,为一万多名流动儿童提供了教育机会。

2005年冬天,我到同心实验学校找机构的负责人之一王德志做访谈,当时他手里拿着喷枪在烤暖气片,太冷了,暖气冻住了,如果不及时把里边的冰块化开的话,暖气片就会冻裂,孩子们就会挨冻。

我拿着纸笔,低头看着我手里长长的问题单,然后抬头看着王德志手里拿的喷枪,我觉得特别尴尬,我觉得即使我的研究做好了,我的书写出来了,我的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了,我不觉得我的研究对这个群体有什么帮助,我不觉得我可以帮到这些孩子。那我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 2005年8月,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创办。图为同心实验学校学生,2007年12月。

机构另外一个负责人跟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们这些研究人员来研究我们,就像是拿着照相机来给我们拍照,你们看到的我们只是相框里的这个片段,并不是真正的我们。

这样的一段话是我改变的一个节点。我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想做有用的研究,需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2008年1月,我成为了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工作人员,也住到了皮村。我们机构的同事跟皮村工友的居住条件是一样的,几平米的出租屋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空间。屋里边没有做饭的地方,就在外面搭一个棚。睡觉的地方就是下面垫着砖头,上面搭一个床板。

这样辛苦的条件,这么对付着生活,大家为什么可以忍耐呢?我当时就很疑惑。后来才知道,大家可以这样坚持、可以这样忍受的理由就是:大家都觉得在皮村是暂住,总有一天是要离开的。但是我就产生了一个追问: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暂住吗?如果离开,我们会去哪里呢?

基于刚才那样一个追问,我就发起了一个调研:打工者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的调查。

我们当时访谈的是学校的家长,因为家长对我们很信任,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可信度也是很高的。那是2009年,那时候家长的平均年龄已经38岁,现在10年过去了,他们48岁了,也就是说他们是打工的第一代。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他们在北京已经平均居住了7年,在皮村也居住了超过4年以上,有为数不少的人已经在皮村住了5年甚至10年。在一个地方住4年、5年、10年,它不是暂住。

▲ 2009年北京皮村打工者居住稳定性统计。

我们接着又追问了这样两个问题: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65%的工友都回答:我要回老家。我又接着追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只有9%的工友回答:回老家。也就是说,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回老家是被动的选择。

▲ 2009年北京皮村工友访谈:关于未来。

但是我的追问又来了,当初我们之所以从农村来到城市,就因为农村农业无法维持生计。那么将来有一天,在城市待不下去了然后回到老家,那个时候老家还回得去吗?

这样的一个追问就促使我继续进行调研。我做了城乡对应的调研,就是在城市访谈一组工友,然后回到他们的老家访谈他们的家人。

这是我访谈的一位工伤工友,他和妻子一起在深圳打工,夫妻都在深圳,但是他们的出租屋里边只有一张单人床,因为他们一个人上白班,一个人上夜班。

这是我在广州番禺拍的一张照片。小小的出租屋,我比较高但是我不胖,然后也就只能这样勉强走进去,里边一个台子可以用来做饭,旁边就是上厕所的地方。

看到这样一个空间,我心里边特别悲哀,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边,我们吃饭、睡觉、拉屎、撒尿,完成基本的生理功能。目的只有一个——第二天到工厂里边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城市是这样的,农村又如何呢?这是我在四川邻水拍的一个照片。

大家都知道,农业生产很难维持生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粮价只涨了三倍,但是房价涨了一千多倍。粮食生产、农业生产很难维持生计,有的时候会赔本,因为现在我们大的自然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分田单干之后水利设施又得不到维护。前几天我们工大学员发了一些照片,他妈妈在地头哭,颗粒无收。

这样一个情况,人们还是会在老家盖这样一幢房子。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男孩子要想结婚的话,如果你没有这样一幢房子,你连相亲的资格都没有。这是我们一个工大学员,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哥哥就凑钱盖了这幢房子。虽然房子盖起来了,但是他们现在还都是单身。这就是房子里边的情况,成了老鼠窝。

这个漂亮的房子里边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和8岁的小孙女。

打工者中,如果没有条件把孩子都带在身边的话,往往会把儿子带在身边,而女儿就成为留守儿童。农村的老人呢?我在贵州遵义访谈的这位老人70岁了,他说我有四个儿子,有一个已经失联了,有两个在南方打工,最近的一个在贵州,但是他回家也要三个多小时。

大家都知道农村小学在消失,医疗所、设备在消失,村庄在消失,说回农村去养老,怎么养老呢?

所以经过这一年的调研,一年的总结,我的研究发现就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这是一个非常不乐观的状况。而处于这样一个状况中的人数却是非常庞大的。

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份发表的统计报告,2017年农村户籍进城务工人员数量是2亿8千7百多万,这中间有8600多万的制造业工人。

2011年的时候,我在重庆的富士康访谈了一位女工,她不到20岁,上护校职高,生病了,本来想休学,后来就辍学了,辍学了以后到富士康打工。我访谈她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工作9个月了。

她告诉我,她说这个月我一天休息日都没有,我已经加班了一百多个小时。我就问她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呢,她说无论以后打算是什么,我肯定不会在富士康,因为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

我们也有五千四百多万的建筑工人。也是2011年,我在河南的农村访谈了一位建筑工人的妻子,她在农村照顾着孩子,种着农田。她告诉我,她说我一年最多见丈夫一面,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5400多万的建筑工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有5000多万不能团圆的夫妻和家庭。这中间我们还有2千5百多万的家政工,他们每天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和老人,但是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和老人。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富的创造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代价之一就是6877万留守儿童,稍微幸运一点的跟着父母来到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一共3426万。那么他们真的稍微幸运一点吗?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我们皮村同心实验学校,有一天我们一位六年级的老师发现一个学生两天都没来上学,就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去找他,最后在皮村街上的超市里找到了他,他已经在那里上班了。

他说如果他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了,没有北京户籍,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送回老家去念书。为了不一个人回老家,他就主动选择辍学。

我们刚才提到的打工第一代,他们很多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有5000多万。当时他们有一个假想,就是说我在城市打工,然后有一天我会回到老家,但是这5000多万的第一代打工者回老家了吗?

他们没有回去。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过去回不去,如果不去好好建设它,我们为什么会想象今天和以后可以回去呢?所以这些年纪大的工友可能被拒绝进工厂,那么他们就在建筑工地,做拾荒或者是任何其他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

如果说这样数量庞大的工友付出了青春和血汗的话,还有非常数量庞大的工友,他们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工伤和职业病的受害者。

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也发生在皮村。因为我们现在是网络培训,所以工友可以在网上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位工大的学员是一位木工,那天我们网络周会开始了,该他发言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今天没办法讲学习的内容,因为今天我的一位工友的手指被立刨打断了。当时我们就赶快去找那截断指,但是他的手指已经被立刨打得粉碎,跟锯末混在一起,连渣都找不到了,地上只有滴滴的血迹。他只有20岁,他不会拿到工伤赔偿,因为在我们皮村几乎没有工友是有劳动合同的,更没有工伤保险。

其实在我们接近三亿的打工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工伤保险,很多人受了工伤以后需要走非常漫长的法律程序去争取工伤赔偿,有的时候要一年甚至更久。最终如果你真的很幸运,成功了,我认识的一个工友,他的一根断指赔偿了两万块钱。

前面的讲者也提到了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2012年我去罗马尼亚探访那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爸爸妈妈不像我们是从农村到城市,在罗马尼亚,城市也难有就业的机会,所以他们会去欧洲的其他地方打工,比如去意大利。

跟中国的爸爸妈妈一样的是,他们也会把自己一辈子挣来的钱,甚至预支自己的收入去在农村老家盖一幢空空的大房子,期望着有一天可以回去。

▲ 罗马尼亚农村。

我们今天能够忍受,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臆想上面、假想上面,那我们既不会拥有现在,更不会拥有未来。

▲ 罗马尼亚的留守儿童,2012年10月。

但是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什么导致的呢?我觉得这就是资本的逻辑,我们被它深深地套住了。

我看过一本书叫《劳工的力量》,讲述了1870年到1990年这一百二十年间资本如何在世界游走。1910年,汽车产业资本在美国制造了最大规模的汽车产业和汽车产业的工人,工人的数量增加了,工人的力量强大了,工会建立起来了,工人的工资就提高了,资本就逃走了。

他们逃到了西欧,同样的故事在西欧展开了,然后资本又逃走了,逃到了南非、逃到了南韩,在1990年代来到了中国,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

但是资本的逻辑只有一个,就是牟利,它不是为了这个社会健康地发展,当它剥夺了社会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之后,它会一走了之,留下一片废墟。这就是美国的底特律。

在中国也在发生这样的状况,当然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可能我们的资本转移不是一下子逃到国外去,而是从沿海逃到内陆。我们现在在广州、在深圳、在天津,都可以看到资本撤资撤厂之后留下的空空的厂房和楼房。

这样的一个现状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大的视野、宏观的视角,但是落实到现实中,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只能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做这个研究也是这样一个目的,我可以和工友一起去看清楚现实,然后才去思考有没有可能改变。

最后我的书终于面世了,但是我的预期并没有实现,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工友没有时间、也没有习惯去读书。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听到他们的反馈,所以我就把书送给他们。

这就是2012年的时候在苏州工友家园我们一起开读书会,当时现场有20多个工友,他们的反馈给了我特别大的冲击。20多个人,我数了,16个人是这样一种反馈:这个社会挺公平的呀。

啊?是吗?然后他们说即使不公平,也是合理的,即使不合理,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样的一种反馈,这样的一种冲击促使我继续做研究。

▲ 苏州工友家园读书会,2012年。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都被管得服服帖帖,那么服从呢?工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觉得这是资本文化和工厂文化共同作用,达到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工厂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就要研究工厂文化的这个问题。

开始我想着还像第一本书那样,跟工友做访谈,因为我有很多工友朋友,我就说咱们一周见一次面,做好记录,你到时候告诉我工厂里是什么样子。到了周末,我们就见面。

但我不知道该提什么问题,因为我没有在厂子里面待过,他也不知道我在问什么,觉得我很莫名其妙。说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我说我就想知道你们工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发生了什么,就是那个样子呗。这也让我明白了,文化是不能通过访谈去研究出来的,文化只有通过体验。所以我就进厂做了女工。

▲ 苏州某工厂流水线,2012年5月。

因为不敢用手机,这张照片拍得很模糊。这是2012年5月份,我在苏州一家台资厂的流水线上,车间里四条流水线,这是我工作的那个流水线。

我们线上大概有13个工友,前面隐隐地可以看到的那个蓝色的,是第一个工位,他的工位是印刷。四条流水线的第一个工位都是非常年轻的男工。他的工作台上会摆着几个气味非常刺鼻的瓶子,我们都知道那个瓶子的药水是非常有害的。

这是我上游的工位,她是一位中年妇女。四条产线的这个工位也一定都是一位中年妇女,因为她的台子上也会摆着一瓶刺鼻的药水,她会蘸着那个药水去擦电脑前框上的油渍。

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这样的一些药水会导致不孕不育。如果是非常年轻的男性和已经生过孩子的女工,受到这样的伤害反正也看不出来。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每天发生了那么多的工伤和职业病,其实都是一种故意伤害。

这个是我的工位,我的工位就是贴标签。我是上夜班,12个小时。不允许坐着,也不给你凳子,休息的时候也没有凳子。我数了一下,这8个小时里我贴了2620个标签,平均11秒贴一个。

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都要排得整整齐齐的,被车间主任训斥,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提问的权利。所有的这些工位都太简单了,只要你四肢健全都可以去做,所以我们毫无价值,随时可以被替代,随便可以被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

当这样长期地被贬低之后,其实最后我们自己也会贬低自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刚才我说到了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这个全部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工作,也包括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知道自己回不去,知道住不进去,但是会盖那么一幢空空的房子。我们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孩子?我们的消费文化、我们的业余生活怎么样度过?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生活。

我在打工的时候住在女工宿舍里面,我那个车间是没有休息日的,但是为了知道周末的时候女工是怎么度过的,那个周日我就没有去上班。

我发现我下铺的那个女工平时不到六点就要起床去上班,到了周日的早晨不到八点她还是起来了。我说你不是今天休息吗?她说休息了反正也没事干,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还不如去上,也就没那么无聊了。

我对面上铺的那个女孩子周六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我就问旁边的人,我说她干吗去了,她们就告诉我她去跳炫舞,我说这挺好的,还能锻炼身体。她们说不是,说那叫QQ炫舞,是电脑上的一种游戏。在宿舍里的两个女工就在看韩剧。

看了这样一个女工宿舍的场景,我觉得大家也会觉得很无力。如果我们想改变这样一种状况,怎么可能改变呢?我觉得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很多的能量,但是当我们没有方向的时候就会很无力。

我在苏州访谈了一位男工,他跟我说:我小学蹲级了两次,念了八年,都没学会怎么用拼音,后来外出打工,我为了玩游戏,需要打拼音,我一周就学会了。

后来他说,他发现在外边打工工资都特别低,但是有一个工种的工资稍高,就是模具师傅,但是你要想会做模具的话需要绘图。他说我初中几何根本就没及格过,但是为了能够找一份工资稍高的工作,他就把几何书拿出来自学,学完了他就会绘图了。我访谈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模具师傅了。

所以说,一个人的改变是非常有可能的,只要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做。我觉得工友思想文化的改变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个女工的名字叫佳俊,1986年出生在湖南偏远的一个农村,她出生后不久爸爸妈妈就去广州打工了。三年以后她的弟弟出生了,爸爸妈妈把弟弟带到了广州成为流动儿童,她继续做留守儿童。

后来上初中的时候她就住校了,初三的时候爸爸妈妈把她接到广州去团聚,春节过后她该回去念书了。爸爸妈妈给她买好了火车票,交好了学费,但是她就在床上两天也不起床,也不吃饭,也不说话。佳俊就这样辍学了,那年她15岁。

一个15岁的女孩子怎么办呢?她弄了一个假身份证,搞大了几岁,然后就进厂了。她进了一家制衣厂,工作特别辛苦,每天加班到12点,五一、十一没有一天休息。十五六岁的一个女孩子半年就干不下去了,她就辞职了。

那时候是2002年、2003年左右,一辞职不得了,她找不到工作了。半年以后终于在另外一家制衣厂找到了工作,她就老老实实地上班,这家制衣厂工作更加地辛苦,有的时候要加班到后半夜两点多。

这样坚持了两年多以后,佳俊实在受不了了,还是辞职了。但这一次学乖了,她在辞职之前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那是一家皮具厂。这家厂是一家讲劳动法的厂子,加班不会超过晚上9点,还有双休日,而且工资也不比原来的低。佳俊就特别开心,觉得自己上了天堂一样。

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佳俊就在想,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是要这样两点一线地度过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让佳俊同样困惑的是,有了周末,甚至有双休日,突然有了这大把的休息时间,但是佳俊不知道用这个时间来干什么。

有一次休息,她在街上闲逛,一抬头看到了一个招牌——公益图书室。她就走了进去。原来这是一家为大家提供免费图书借阅的一家公益机构,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

佳俊开始的时候不以为然,后来有一次母亲节的活动佳俊特别感动,从此她就成为了这家机构的骨干志愿者。一年以后,她就成为了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2012年的时候,佳俊创办了一家女工社区活动中心,2015年的时候,佳俊创办了一家为流动儿童提供服务的社区活动中心。

我把佳俊的故事收录到这本书里——《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这本书一共收录了34个女工的故事。我写这本书是为了什么呢?她们因为跟我一般关系都比较好,我访谈她们,她们会接受我的访谈,但她们总是会问我:我的故事有什么好讲的?写出我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呢?有谁会愿意去看呢?我自己都不想去看。

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想找到出路的话,首先要认清现实,还要认清自己,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回顾历史。所以这34个女工的故事,年纪最大的是1951年出生的,她当年是国企工人,年纪最轻的是1994年出生的新工人,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其实都折射了社会历史。这些女工她们整个的生命历史,其实也就跨越了我们新中国近70年的国史。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珠珠的故事。她1988年出生在广东潮汕地区。如果你出生在那个地方,你又恰巧是一个女孩子,你又恰巧是家里的老大,那你就得小心了,你很可能就会辍学,珠珠就是这样。她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辍学以后照顾弟妹,14岁就开始打工了。

十多年她去了很多地方,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后来有一天她在地上捡到了一张宣传单,上面是一家公益机构组织的活动。珠珠比较大胆,就去了这家机构。人家告诉她,说北京也有一家机构,那里还可以提供免费的培训,于是珠珠就成为我们工人大学的二期学员,毕业之后在同心实验学校工作。她在我们学校工作了三年,珠珠说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这么久,原来这就是我想要找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一个人一旦经历过痛苦和黑暗之后,如果他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和光明的话,他一定会向着阳光去生长。我觉得佳俊和珠珠的故事就是这样。

珠珠在我们学校工作了三年之后,2014年的春节回老家了,这是因为春节之前,她爷爷选择了自行了断自己的生命,因为从小是爷爷奶奶把她看大的,珠珠说不希望再失去陪伴奶奶的机会。

还有就是珠珠希望把在北京学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带回家乡,她希望家乡的女孩子不会像她一样早早地辍学。就这样,珠珠回到家乡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图书室。现在四年多过去了,一家小小的图书室扩展成三家小小的图书室。后来她还创办了女子夜校。

佳俊在城市,珠珠在乡村,她们一个为城市的流动儿童、打工妈妈和女工们服务,一个在农村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农民服务。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工友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贡献出我们可能看着是很微小的力量。

谢谢大家。

 

封面 / 图虫创意

+完整演讲稿
打工者的故事
#社会 /上海/2018.08.26
他们觉得总有一天会回到老家,但这5000多万的第一代打工者回老家了吗?
评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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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信公的女婿
0 0
@李平祝 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其实演讲中中已经提到了关于小学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资本家也的的确确在剥削工人,如果有人愿意自己前往一些地区的工厂尝试一下不要说正式工种,哪怕是由在校学生所体验的暑期工,都会感受到那股浓郁的腥味。
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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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鸿
0 0
我觉得她讲的很生硬
20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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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095
0 0
宏观来看 工人的机器化是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绕不开的阶段 欧美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是最好的反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 个人的意识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必然会萌芽 所以我们国家需要吕博士这样的人促进对打工者的启蒙 生活会变好的 要有信心
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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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乐
0 0
被洗脑很多年,他们认为公平
201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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